「我立刻從醫院裡寫了一封信給伊琳娜。我很簡單地寫了寫，怎麼當了俘虜，又怎麼帶著德國少校逃回來。嗐，也不知道我怎麼會像孩子那樣吹起牛來的？我忍不住告訴她說，上校答應要獎賞我……
「有兩個星期，我除了睡就是吃。他們每次給我吃得很少，但是次數很多，不然，如果讓我盡量吃的話，我會脹死的，這可是醫生說的。我完全養足了力氣。可是過了兩個星期，卻什麼東西也吃不下了。家裡沒有回信來，說實話，我開始發愁了。根本不想吃東西，晚上也睡不著覺，各種古里古怪的念頭盡在腦子裡轉……第三個星期，我收到從沃羅涅日來的一封信。但那不是伊琳娜寫的，而是我的鄰居，木匠伊凡·季莫斐耶維奇寫的。唉，但願老天爺不要讓人家也收到這樣的信！……他告訴我說，還在１９４２年６月裡，德國人轟炸飛機廠，一顆重型炸彈落在我的房子上。伊琳娜和兩個女兒正巧在家裡……唉，他寫道，連她們的影子都沒有找到，在原來的房子那兒只留下一個深深的坑……當時我沒有把信念到底。我的眼前一片漆黑，心縮成一團，怎麼也鬆不開來。我倒在床上，躺了一會兒，才又把信念完了。那鄰居寫道，轟炸的時候阿納托利在城裡。晚上他回到村子裡，瞧了瞧彈坑，連夜又回城裡去了。臨走以前對鄰居說，他將請求志願上前線。就是這樣。
「等到我心鬆開了，血在耳朵裡衝擊的時候，就想起我的伊琳娜在車站上怎樣跟我難捨難分。這麼看來，她那顆女人的心當時就預感到，我跟她再也不能在這個世界上見面了。可我當時卻推了她一下……有過家，有過自己的房子，這一切都是多年來慢慢經營起來的，可這一切都在剎那間結毀了，只留下我一個人。我想：『我這悲慘的生活會不會是一場夢呢？』在戰俘營裡，我差不多夜夜——當然是在夢中——跟伊琳娜，跟孩子們談話．鼓勵他們說：我會回來的．我的親人，不要為我悲傷吧，我很堅強，我能活下去的，我們又會在一塊兒的……原來，兩年來我是一直在跟死人談話呀？！」
講話的人沉默了一會兒，接著低低地用另一種聲音斷斷續續地說：「嗯。老兄，咱們來抽支煙吧，我憋得喘不過氣來了。」
我們抽起煙來。在春水氾濫的樹林裡。啄木鳥響亮地啄著樹幹。和煦陽光的春風依舊那麼懶洋洋地吹動乾燥的赤楊花，雲兒依舊那麼像一張張白色的滿帆在碧藍的天空中飄翔，可是在這默默無言的悲嗆時刻裡，那生氣蓬勃、萬物蘇生的廣漠無垠的世界，在我看來也有些兩樣了。
沉默很難受，我就問道：「那麼後來呢？」
「後來嗎？」講話的人勉強回答說：「後來我從上校那兒得到了一個月的假期，一個星期以後就來到了沃羅涅日了。我走到我們一家住過的那地方。一個很深的彈坑，灌滿了黃濁的水，周圍的野草長得齊腰高……一片荒涼，像墳地一樣靜。唉，老兄，我實在難受極了！站了一會兒，感到穿心的悲痛，又走回火車站。在那邊我連一小時也呆不下去、當天就回到了師裡。
「不過。過了三個月，我又像太陽從烏雲裡出來那樣喜氣洋洋啦：阿納托利找到了。他從前線寄了一封信給我，看樣子是從另一條戰線寄來的。我的通訊處，他是從鄰居伊凡·季莫斐耶紹奇那兒汀聽來的。原來，他先進了炮兵學校，他的數學才能在那邊正巧用得著。過了一年畢業了，成績優良，去到前線，而倍就是從前線寫來的。他說，已經獲得大尉的稱號，指揮著一個４５毫米反坦克炮兵連，得過六次勳章和許多獎章。一句話，各方面都比做老子的強多啦。我又為他感到驕傲得了不得：不論怎麼說，我的親生兒子當上大尉和炮兵連長了，這可不是開玩笑的！而且還得了那麼多光榮的勳章。儘管他老子只開開『斯蒂貝克』運運炮彈和別的軍需品，但那沒有關係。老子這一輩子已經完了，可是他，大尉的日子還在前面吶。
「夜裡醒來，我常常作著老頭兒的夢：等到戰爭一結束，我就給兒子娶個媳婦，自己就住在小夫妻那兒，幹幹木匠活兒，抱抱孫子。一句話，儘是些老頭兒的玩意。可是，就連這些夢想也完全落空啦。冬天裡我們一刻不停地進行反攻，彼此就沒工夫常常寫信。等到戰事快要結束，一天早晨，在柏林附近我寄了一封短信給阿納托利，第二天就收到回信。這時候我才知道，我跟兒子打兩條不同的路來到了德國首都附近，而且兩人間的距離很近。我焦急地等待著，巴不得立刻能跟他見面。哎，見是見到了……５月９日早晨，就是勝利的那一天，我的阿納托利被一個德國狙擊兵打死了……
「那天下午，連指揮員把我叫了去。我抬頭一看，他的旁邊坐著一個我不認識的炮兵中校。我走進房間，他也站了起來，好像看見一個軍銜比他高的人。我的連指揮員說；索科洛夫，找你，』說完，他自己卻向窗口轉過身去。一道電流刺透我的身體，我忽然產生一種不祥的項感。中校走到我的跟前，低低地說：堅強些吧，父親！你的兒子，索科洛夫大尉，今天在炮位上犧牲了。跟我一塊兒去吧！』
「我搖搖晃晃，勉強站住腳跟。現在想起來，連那些都像做夢一樣：跟中校一起坐上大汽車，穿過堆滿瓦礫的街道；還模模糊糊地記得兵土的行列和鋪著紅絲絨的棺材。想起阿納托利，唉，老兄，就像此刻看見你一樣清楚。我走到棺材旁邊。躺在裡面的是我的兒子，但又不是我的兒子。我的兒子是個肩膀狹窄、脖子細長、喉結很尖的男孩子，總是笑嘻嘻的；但現在躺著的，卻是一個年輕漂亮、肩膀寬闊的男人，眼睛半開半閉，彷彿不在看我，而望著我所不知道的遠方。只有嘴角上仍舊保存著一絲笑意，讓我認出他就是我的兒子小托利……我吻了吻他，走到一旁。中校講了話。我的阿納托利的同志們、朋友們，擦著眼淚，但是我沒有哭，我的眼淚在心裡枯竭了。也許正因為這個緣故吧，我的心才疼得那麼厲害？
「我在遠離故鄉的德國土地上．埋葬了我那最後的歡樂和希望。兒子的炮兵連鳴著禮炮，給他們的指揮員送喪。我的心裡彷彿有樣東西斷裂了……我喪魂落魄地回到自己的部隊裡。不久我復員了。上哪兒去呢？難道回沃羅涅日嗎？決不！我想起在烏留平斯克住著一個老朋友，他還是冬天裡因傷復員的，曾經邀我到他那兒去過。我一想起他，就動身到烏留平斯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