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們回到巴黎，天氣晴朗、凜冽而且美好。城市已經適應了冬季，我們街對面出售柴和煤的地方有好木柴供應，許多好咖啡館外邊生著火盆，這樣你坐在平台上也能取暖。我們自己的公寓暖和而令人愉快。我們燒的是煤球，那是用煤屑壓成的卵形煤團，放在木柴生的火上，而大街上冬天的陽光是美麗的。現在你已習慣於看到光禿禿的樹木襯映著藍天，你迎著清新料峭的風走在穿越盧森堡公園的剛被雨水沖洗過的礫石小徑上。等你看慣了這些沒有樹葉的樹木，它們就顯得像是雕塑，而冬天的風吹過池塘的水面，噴泉在明媚的陽光中噴湧。由於我們在山裡待過，現在所有的遠景，看起來都變得近了。
由於海拔高度的改變，我對那些小山的坡度毫不在意，反而懷著欣快的心情，於是登上旅館頂層我工作的那個房間也變成了一種樂趣，從這房間可以看到這地區高山上的所有屋頂和煙囪。房內的壁爐通風良好，工作時又暖和又愉快。我買了柑橘和烤栗子裝在紙袋裡帶進房間，吃橘子的時候，剝去了皮，吃那像丹吉爾紅橘那樣的小橘子，把橘皮扔在火裡，把核也吐在火裡，等我餓了，就吃烤栗子。多走了路，加上天冷和寫作，總使我感到飢餓。在頂樓房間裡，我藏了一瓶我們從山區帶回來的櫻桃酒，每當快寫成一篇小說或者快結束一天的工作時，我就喝上一杯這櫻桃酒。我一做完這天的工作，就把筆記簿或者稿紙放進桌子的抽屜裡，把吃剩的柑橘放進我的口袋。如果放在房間裡過夜，它們就會凍結。
我知道自己幹得很順利，走下那一段段長長的樓梯時，心裡樂滋滋的。我總要工作到幹出了一點成績方始罷休，我總要知道了下一步行將發生什麼方始停筆。這樣我才能有把握在第二天繼續寫下去。但有時我開始寫一篇新的小說，卻沒法進行下去，我就會坐在爐火前，把小橘子的皮中的汁水擠在火焰的邊緣，看這一來畢畢剝剝地竄起藍色的火焰。我會站在窗前眺望巴黎千家萬戶的屋頂，一面想，「別著急。你以前一直這樣寫來著，你現在也會寫下去的。你只消寫出一句真實的句子來就行。寫出你心目中最最真實的句子。」這樣，我終於會寫出一句真實的句子，然後就此寫下去。這時就容易了，因為總是有一句我知道的真實的句子，或者曾經看到過或者聽到有人說過。如果我煞費苦心地寫起來，像是有人在介紹或者推薦什麼東西，我發現就能把那種華而不實的裝飾刪去扔掉，用我已寫下的第一句簡單而真實的陳述句開始。在那間高踞頂層的房間裡我決定要把我知道的每件事都寫成一篇小說。我在寫作時一直想這樣做，這正是良好而嚴格的鍛煉。
也是在那間房間裡，我學會了在我停下筆來到第二天重新開始寫作這段時間裡，不去想任何有關我在寫作的事情。這樣做，我的潛意識就會繼續活動，而在這同時我可以如我希望的那樣聽別人說話，注意每件事情；我可以如我所希望的那樣學習；我可以讀書，免得盡想起我的工作，以致使我沒能力寫下去。當我寫作進展順利，那是除了自我約束以外還得運氣好才行，這時我就走下樓梯，感到妙不可言，自由自在，可以到巴黎的任何地方信步閒遊。
如果在下午我走不同的路線到盧森堡公園去，我可以穿過這座公園，然後到盧森堡博物館去，那裡的許多名畫現在大部分已轉移到盧浮宮和網球場展覽館去了。我幾乎每天都上那裡去看塞尚，去看馬奈和莫奈以及其他印象派大師的畫，他們是我在芝加哥美術學院最初開始熟悉的畫家。我正向塞尚的畫學習一些技巧，這使我明白，寫簡單而真實的句子遠遠不足以使小說具有深度，而我正試圖使我的小說具有深度。我從他那裡學到很多東西，可是我不善於表達，無法向任何人解釋這一點。何況這是個秘密。但如果盧森堡博物館裡燈光熄滅了，我就一直穿過公園去花園路２７號葛特魯德·斯泰因葛特魯德·斯泰因（ＧｅｒｔｒｕｄｅＳｔｅｉｎ，１８７４—１９４６），生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曾就讀於拉德克利夫學院和約翰斯·霍布金斯大學。１９０２年前往歐洲，自１９０３年起直至去世始終蟄居巴黎。她在文學創作上是一個實驗派，寫作強調文字重複，講究集中，其中極致的作品使人難以卒讀。２０年代中，她的工作室成為僑居巴黎的英美作家、藝術家會聚的中心之一。住的那套帶工作室的公寓。
我的妻子和我曾拜訪過斯泰因小姐，她和跟她住在一起的朋友指艾麗斯·巴·托克拉斯(AliceB.Toklas,1877—1967)，她的秘書兼女伴。兩人有同性戀關係。斯泰因曾以艾麗斯的口氣寫成《艾麗斯·巴·托克拉斯自傳》一書（１９３３年出版），實為她本人的自傳。對我們非常親切友好，我們喜愛那掛著名畫的大工作室。它正像最優良的博物館中的一間最好的展覽室，可就是沒有她們那兒的暖和而舒適的大壁爐，她們招待你吃好東西，喝茶和用紫李、黃李或野覆盆子經過自然蒸餾的甜酒。這些都是氣味芳香而無色的酒，從刻花玻璃瓶倒在小玻璃杯裡待客的，而不論它們是否是ｑｕｅｔｓｃｈｅ，ｍｉｒａｂｅｌｌｅ或者ｆｒａｍｂｏｉｓｅ即上文所指用紫李、黃李或野覆盆子製成的酒。，味道都像原來的那種果實，在你的舌頭上變成一團有節制的火，使你感到暖烘烘的，話也多起來了。
斯泰因小姐個頭很大但是身材不高，像農婦般體格魁梧。她有一對美麗的眼睛和一張堅定的德國猶太人的，也可能是弗留利人弗留利為今意大利東北部一古地區，歷史上受到諸鄰國入侵，一再易手，於１９１８年回到意大利之手，１９４５年，其東部被劃入南斯拉夫。的臉，而她的衣著、她的表情多變的臉以及她那好看、濃密而富有生氣的移民的頭髮，頭髮的式樣很可能還是大學讀書時的那種，這些都使我想起一個意大利北部的農婦。她不停地講著，起初談的是人和地方。
她的同伴有一副非常悅耳的嗓子，人長得很小，很黑，頭髮修剪得像布泰·德·蒙韋爾插圖中的聖女貞德，而且長著一隻很尖的鷹鉤鼻。我們第一次見到她們時，她正在一塊針繡花邊上繡著，她一面繡著一面照看食物和飲料並且跟我的妻子閒聊。她跟一個人交談，同時聽著兩個人說話，常常會半途打斷那個她沒有在交談的人。後來她向我解釋，她總是跟妻子們交談。她們對那些妻子很寬容，我的妻子和我有這種感覺。但是我們喜歡斯泰因小姐和她的朋友，儘管那個朋友叫人害怕。那些油畫、蛋糕以及白蘭地可真是美妙極了。她們似乎也喜歡我們，待我們就像我們是非常聽話、很有禮貌而且有出息的孩子似的，我還感覺到她們是因為我們相愛著並結了婚而寬恕我們——時間將會決定這一點——所以當我的妻子請她們上我們家去喝茶時，她們接受了。
她們來到我們的套間的時候，似乎更喜歡我們了；但這也許是因為地方太小，我們挨得更近的緣故。斯泰因小姐坐在鋪在地板上的床墊上，提出要看看我寫的短篇小說，她說她喜歡那些短篇，除了一篇叫《在密執安北部》的。
「寫得很好，」她說。「這是一點兒沒問題的。但這篇東西ｉｎａｃｃｒｏｃｈａｂｌｅ這是一個法語詞，意為「無法掛出來的」……那意思是好像一個畫家畫的一幅畫，當他舉行畫展時他沒法把它掛出來，也沒人會買這幅畫，因為他們也沒法把它掛出來。」
「可要是這並不是淫穢的而不過是你試圖使用人們實際上會使用的字眼呢?如果只有這些字眼才能使這篇小說顯得真實，而你又必須使用它們呢?你就只能使用它們啊。」
「你根本沒有聽懂我的意思，」她說。「你決不能寫任何無法印出來的原文仍是那個法語詞ｉｎａｃｃｒｏｃｈａｂｌｅ（無法掛出來的），這裡引申為「無法印出來的」。東西。那是沒有意義的。那樣做是錯誤的，也是愚蠢的。」
她本人想在《大西洋月刊》上發表作品，她告訴我，而她是會發表的。她對我說，我這作家還不夠好，在那家刊物或《星期六晚郵報》上發表不了作品，但是我可能是一個具有自己的風格的新型作家，不過第一件事要記住的是不要去寫那種無法印出來的短篇小說。我沒有在這點上與她爭論，也不想再解釋我想在人物對話上作什麼嘗試。那是我自己的事，還是聽別人說話更有趣。那天下午她還告訴我們該怎樣買畫。
「你可以要麼買衣服，要麼買畫，」她說。「事情就是這麼簡單。沒有錢，誰也不能做到兩者兼得。不要講究你的衣著，也根本不必去管什麼時尚，買衣服只求舒適經穿，你就可以把買衣服的錢去買畫了。」
「可是即使我再也不買一件衣服，」我說，「我也不會有足夠的錢去買我想要的畢加索的畫。」
「對。他超出了你的範圍。你得去買你自己的同齡人——你自己那當兵的團體裡的人畫的畫。你會認識他們的。你會在本區指塞納河左岸的拉丁區，為文人藝術家聚居之地。這一帶碰到他們的。總是有些優秀的新出現的嚴肅畫家。可買很多衣服的人不是你。總是你太太買嘛。價錢昂貴的正是女人的衣服啊。」
我看見我的妻子盡量不去看斯泰因小姐穿的那身古怪的統艙旅客穿的衣服，她真的做到了。她們離去的時候，我們仍舊受到她們的喜愛，我想，因為她們要我們再次去花園路２７號作客。
我受到邀請在冬季下午五點鐘以後任何時候都可以去她的工作室，那是後來的事了。我曾在盧森堡公園裡遇見過斯泰因小姐。我記不清她是否在遛狗，也不記得當時她到底有沒有狗。我只記得我是獨自一個人在散步，因為我們那時養不起狗，甚至連一隻貓也養不起，而我知道的僅有的貓是在咖啡館或者小餐館見到的，或者是我讚賞的公寓看門人窗口上的那些大貓。後來我在盧森堡公園常常碰見斯泰因小姐帶著她的狗；但是我認為這一次是在她有狗以前。
可是不管有狗沒有狗，我接受了她的邀請，並且習慣於路過時在工作室逗留，而她總是請我喝自然蒸餾的白蘭地，並且堅持要我喝乾了一杯再斟滿。我就觀賞那些畫，我們交談起來。那些畫都很激動人心，而談話也很愜意。大部分時間是她在講，她告訴我關於現代派繪畫和畫家的情況——主要是把他們當作普通人而不是畫家來談——並且談她自己的作品。她把她寫的好幾卷原稿給我看，那是她的同伴每天用打字機給她打的。每天寫作使她感到快活，但是等我對她瞭解得更多以後，我發現，對她來說，要使她保持愉快就需要把這批每天穩定生產出來（生產多少則視她的精力大小而異）的作品予以出版，並需要得到讀者的賞識。
這在我最初認識她的時候還沒有成為嚴重的問題，因為她已經發表了三篇人人都能讀懂的小說。其中一篇《梅蘭克莎》寫得非常好，是她的那些實驗性作品的優秀範例，已經以單行本即《三個女人》，收有《好安娜》、《梅蘭克莎》和《溫柔的莉娜》三個中篇，出版於１９０９年。形式出版，而且博得了曾見過她或者熟識她的評論家的讚揚。她性格中具有這樣一種品性：當她想把一個人爭取到她這一邊來，那是誰也抗拒不了的，而那些認識她並看過她的藏畫的評論家，接受她的那些他們看不懂的作品，因為他們是把她作為一個人而喜愛她的，並且對她的判斷力懷有信心。她還發現了關於節奏的許多法則和重複使用同樣的詞彙的好處，這些都是講得通而且有價值的，而她談得頭頭是道。
但是她厭惡單調乏味的修改文字的工作，也不喜歡承擔把自己的作品寫得能讓人家讀懂的責任，儘管她需要出書並得到正式認可，尤其是為她那部長得令人難以置信的題名為《美國人的形成》的書。
這本書開端極為精彩，接著有很長一部分進展甚佳，不斷出現才華橫溢的段落，再往下則是沒完沒了的重複敘述，換了一個比她認真而不像她那麼懶的作家，早就會把這一部分扔進廢紙簍裡去了。我在讓——也許該說是逼——福特·馬多克斯·福特福特·馬多克斯·福特（ＦｏｒｄＭａｄｏｘＦｏｒｄ，１８７３—１９３９），英國小說家、詩人、編輯、評論家，１９２４年在巴黎主編《大西洋彼岸評論》，發表過喬伊斯、海明威的作品，常資助年輕作家。在《大西洋彼岸評論》上連載這部作品時方始深切認識這一點，明白這樣一來恐怕到這份評論刊物停刊也連載不完。因為要在《評論》上發表，我不得不給斯泰因小姐通讀全部校樣，由於這種工作不會給予她任何樂趣。
在這個寒冷的下午，我經過公寓看門人的住房，跨過冷冽的庭院，進入那工作室的溫暖的氛圍，上面說的都還是幾年以後的事。這天下午斯泰因小姐教導我性的知識。那時我們已經互相非常投合了，我也已經明白凡是我不懂得的事情很可能都是同這方面有些關係的。斯泰因小姐認為我在性問題上太無知了，而我必須承認，自從我瞭解了同性戀的一些較為原始的方面以後，我對同性戀持有一定的偏見。我知道這就是為什麼當你還是個孩子、色狼這個詞兒還沒有成為用來稱呼那種整天著迷於追逐女人的男人的俗稱時，你得隨身帶一把刀子準備必要時使用，才能跟一群流浪漢在一起廝混。從我在堪薩斯城的那些日子海明威１９１７年中學畢業後，曾在《堪薩斯城星報》社任記者，第二年才至意大利任紅十字會駕駛員。，從那個城市的不同區域、芝加哥以及大湖上的船隻上的習俗，我懂得了許多你無法印出來的詞彙和用語。在追詢之下，我竭力設法告訴斯泰因小姐，當你還是個孩子卻在男人堆裡廝混的時候，你就得做好殺人的準備，要懂得怎樣去幹這事而且要真正懂得為了不致受到騷擾，你是會這樣幹的。這個詞兒是能印出來的。要是你知道你會殺人，別人就會很快感覺到，也就不會來打擾你了；可也有一些境地是你不能讓別人把你逼迫進去或者受騙上當落進去的。如果使用那些色狼在湖船上使用的一句無法印出來的話，「啊，有道縫不賴，可我要個眼」，我就能把我的意思表達得更生動些，但是我跟斯泰因小姐談話時總是很小心，即使在一些原話也許能澄清或者更明確地表達一種成見的時候，我也是小心翼翼。
「是啊，是啊，海明威，」她說。「可你當初是生活在罪犯和性變態者的環境裡的呀。」
對此我不想爭辯，儘管我以為我曾在那樣的一個世界裡生活過，其中有各式各樣的人，我曾竭力去理解他們，儘管他們中間有些人我沒法喜歡，有些人我至今還厭惡。
「可是那位彬彬有禮、名氣很大的老人，他在意大利曾帶了一瓶馬爾薩拉或金巴利酒馬爾薩拉酒指產於意大利西西里島馬爾薩拉港的一種淡而甜的紅葡萄酒。金巴利酒指意大利金巴利公司生產的帶辣椒味的開胃酒。到醫院裡來看我，行為規規矩矩得不能再好，可後來有一天我不得不吩咐護士再也不要讓那人進房間來了，你說這是怎麼回事?」我問道。
「這種人有病，他們由不得自己，你應該可憐他們。」
「難道我該可憐某某人嗎?」我問道。我當時提了此人的姓名，但他本人通常樂於自報姓名，所以我覺得沒有必要在這裡提他的名字了。
「不。他是邪惡的。他誘人腐化墮落而且確實是邪惡的。」
「可是據說他是個優秀的作家啊。」
「他不是，」她說。「他不過是個愛出風頭的人，他為追求腐化墮落的樂趣而誘人腐化墮落，還引誘人們染上其他惡習。比如說吸毒。」
「那麼我該可憐的那個在米蘭的人不是想誘我墮落嗎?」
「別說傻話啦。他怎麼能指望去誘你墮落呢?你會用一瓶馬爾薩拉酒去腐蝕一個像你那樣喝烈酒的小伙子嗎?不，他是個可憐的老人，管不住自己做的事。他有病，他由不得自己，你應該可憐他。」
「我當時是可憐他的，」我說。「可是我感到失望，因為他是那麼彬彬有禮。」
我又呷了一口白蘭地，心裡可憐那個老人，一面注視著畢加索的那幅裸體姑娘和一籃鮮花的畫。這次談話不是由我開的頭，我覺得再談下去有點危險了。跟斯泰因小姐交談幾乎從來是沒有停頓的，但是我們停下來了，她還有話想對我講，我便斟滿了我的酒杯。
「你實在對這事兒一竅不通，海明威，」她說。「你結識了一些人人皆知的罪犯、病態的人和邪惡的人。主要的問題在男同性戀的行為是醜惡而且使人反感的，事後他們也厭惡自己。他們用喝酒和吸毒來緩解這種心情，可是他們厭惡這種行為，所以他們經常調換搭檔，沒法真正感到快樂。」
「我明白啦。」
「女人的情況就恰恰相反。她們從不做她們感到厭惡的事，從不做使她們反感的事，所以事後她們是快樂的，她們能在一起過快樂的生活。」
「我明白了，」我說。「可是某某人又怎麼樣呢?」
「她是個邪惡的女人，」斯泰因小姐說，「她可真是邪惡的，所以她從沒感到快樂過，除非跟新結識的人。她誘人墮落。」
「我懂了。」
「你肯定懂了嗎?」
那些日子裡要弄懂的東西太多了，所以我們談起別的事情時，我很高興。公園已經關門了，於是我只得沿著公園外邊走到沃日拉爾路，繞過公園的南端。公園關了門並上了鎖，使人感到悲哀，我繞過公園而不是穿過公園匆匆走回到勒穆瓦納紅衣主教路的家裡，心裡也是悲哀的。這一天開始時也多麼明媚啊。明天我就得努力工作了。工作幾乎能治療一切，我那時這樣認為，現在還是這樣認為。我那時必須治癒的毛病，我判定斯泰因小姐已經感覺到，就是青春和我對妻子的愛。等我回到勒穆瓦納紅衣主教路的家中，我一點也不感到悲哀了，就把我剛剛學得的知識講給我的妻子聽。那天晚上，我們對我們自己已經擁有的知識以及我們在山裡新近獲得的知識感到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