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踏進和平飯店的咖啡廳。客滿。角落裡倒是有張桌子只坐著一個客人,白種人,我們走近,問他是否能讓我們共坐;他點頭,我們坐下。
侍者看見了,有點緊張地走過來問:"你們跟客人打過招呼嗎?"
我愣了一下;他憑什麼以為我們不懂這個基本禮貌呢?為了不冒犯他的西方客人,他卻以質問來冒犯我們?反過來說,如果原先坐著的是長著東方臉孔的我們,而兩個西方人前來與我們共坐,他是否也會緊張地質問他們:"你們打過招呼嗎?"
我太多心了吧。在曾是帝國主義橫行的上海,能住進典雅的和平飯店,能在太平盛世和一個上海人安安靜靜地坐下來喝杯香醇的咖啡,是件多麼愉快的事。我擺出主人的架勢為陪我的朋友點飲料:"有鮮搾的柳橙汁嗎?"我舉頭問侍
侍者好像沒聽見,只顧望著我的客人,我的客人於是用上海話說:"有鮮搾的柳橙汁嗎?"
"有的。"侍者回答。
"請您給我們兩個大杯的。"我說。
侍者飄忽地瞄我一眼,把臉對著我的朋友,等著他說話。朋友說:"請給我們兩個大杯的。"
"好。"侍者轉身走了。
我睜大眼睛看著他的背影,有點兒張口結舌:"不是我多心吧?他……他根本不跟我對話?"
朋友帶點尷尬地點點頭,是,他也看見了。
"因為我是個女人?還是因為我不說上海話?"
朋友想了一下。靜靜地說:"大概兩者都有。"
※※※
"填!"
她把一疊表格甩在桌面。
"三個人都得填嗎?"我問。是個挺年輕的女孩子,紮著馬尾。我們進來的時候,她正低頭寫著塗著什麼,現在,她仍舊低著頭,寫著塗著什麼。這是一個縣級的賓館。
"三個人都得分開填嗎?"我提高聲音。
"對。"她低著頭,寫著塗著。
不,我太不能適應了;我實在沒法適應談話時對方不拿正眼瞧你。"小姐,"我說,"您可以抬頭看著我說話嗎?"
她沒動,我等著。時間-分一秒過去,她顯然等著我自己覺悟。她坐著,我站著,想趕快有個房間躺下來的是我不是她,我一言不發地填了表格,三份。正在提起行李,她卻說話了,斬釘截鐵地:"先付款!"
"付款?付什麼款?"
她已經低下頭去,繼續塗寫——她也許是個尚未被發掘的作家,誰知道。
"住房費?"我大吃一驚,"我們還沒住呀!"
她終於用兩眼直視我了,那樣清澈美麗的眼睛竟然可以那樣的不友善:"先交費,後住房。"
哎,我真生氣,覺得被她侮辱了,什麼話嘛,把住房的客人都當無賴來接待嗎?看著她冷淡,什麼都不在乎的眼神,我又感覺到自己的可笑,規定又不是這小姑娘定的,侮辱你的還不知道是誰呢!你跟誰去生氣?
我站在櫃檯前,很想提起行李忿忿地走出去。可是我彎下腰,慢慢地取出行李中的錢包。
※※※
我們到浙江松陽鄉下去探親。然後匆匆趕到衢州火車站,想買臥鋪票搭夜車到衡山。不是我天真,不知大陸旅行艱難,而是因為松陽鄉下前不搭村,後不搭店,加上時間勿促,我沒法事先安排車票。於是這樣的情況就發生了:在四十度的氣溫裡,下午兩點,我帶著兩位將近八十歲的老人家,抱著行李,走進了衢州車站。
賣票的高高在上坐著,又是個年輕的女性。"請問有軟臥嗎?"隔著玻璃,我擔心她聽不見。
她的手上並沒有活做,可是不知怎麼,她的眼睛就是不和我的接觸,看著自己的手吧,對我的問題,她懶得開口,只搖頭。我有點兒高興,至少她聽見了。"那麼有硬臥嗎?"我小心地問,還回頭看看身後的老人家。
她搖頭……
"那麼,"我緊張了,想著母親的心班病,這是一趟十七八小時的路程,"那麼,有軟座嗎?"
她搖頭,我的心一直往下沉,"那麼,有硬座嗎?"
她突然劈頭大罵:"沒有沒有什麼都沒有!你以為你在哪裡?!要買不買?"我站在窗口,整整比她矮上一大截,仰頭看著地。我不知道她還能說出什麼話做出什麼事來,趕忙說,"買買買。"雖然我一點兒也不知道買什麼;她不是說什麼都沒有嗎?
她把幾張票和找的零錢從潤口丟出來,對,是丟的。收攏了東西,我急忙轉身去照顧那老的,好像還習慣性地和售票員說了聲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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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毒熱,我看著滿頭大計的母親,有點兒發愁,開始責備自己太孟浪,沒為老人多想。手裡的車票拿出來看,才知道是站票。十幾個小時在人肉堆裡站到湖南?只好上車再打算,也許有空的軟臥,現在得先給老人找候車室休息,售票口對面就是軟座休息室,那不就是嗎?一拉開門,震裂耳膜的音樂當頭蓋下來,一男一女拿著安克風正在放聲高歌,音響放大到極致;候車室竟然也是卡拉oK,讓老人坐下,我去找車站服務員。啊,那正在唱歌的竟然就是穿著制服的服務員。我湊近她,等她暫時停下來,然後說:"你們可能小聲一點嗎?那位等車的老太大有點不舒服。"
服務員口齒伶俐地高聲說:"這兒是茶室,怕吵就別進來。"
我看著她,多麼熟悉的一刻,她的臉和那賓館的服務生,火車站的售票小姐,重疊在一起。怎麼我所有的學問,所有的閱歷,所有的人生哲學在此時此地都用不上呢?我究竟有什麼詞彙能和她同一個頻率地溝通呢?我聽見自己說:"外邊不是掛著牌說這兒是軟座休息室嗎?"
"軟座休息室現在是茶室,你要在這裡坐,一個人五塊錢。"她很乾脆地說,拿出票子。
我們三個人推著行李,在炸裂似的音響中,像在叢林裡摸索,歪歪跌跌地找到出去的門。
外面還是四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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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車,從杭州開來的列車,竟然真有幾張軟臥還空著。我大大地鬆一口氣。
補票得和列車長交涉,是個帶廣東口音的年輕人,我問他:"您貴姓?"
他低著頭寫票子,不回答。站在他身邊的列車員倒以一種訓話的口吻說:"什麼事說就是啦,問姓名幹什麼!"
他真是年輕得可以。眼睛還稚氣得很,是什麼使他這樣說話呢?是他工作太辛苦,工資太低?還是,他身上穿著的制服和他頭上戴著的帽子告訴他:他有某種權威,這種權威代表他的人格價值?
"問名字,好稱呼。"我說。"基本禮貌,不是嗎?"
他不說話了,沒趣地走開。
當我從軟臥取了文件回到餐車。發覺我原先坐著的位子上有個列車員坐著;他也沒事,只是坐在那兒無聊地看列車長開我的票子。我走過去,對他說:"對不起,讓一下。"
裡頭還有一張空椅,他可以挪過去。可是他不,他抬頭看看我,顯然有點驚訝我竟然敢叫他挪個位子。他說:"你站著等。"
"不,我不站著等,"我靜靜地說,"您挪過去!"
他不動,似乎還沒碰到過這種狀況,一時有點應對不過來。好一會兒,他下了決心,說:"你站著。"
我說:"不,請您挪過去,我不站著等。"
就這麼僵持著,直到列車長站起來打圓場,推他一把說:"過去過去,又不是沒位子!"
僵持下去,我也不會贏,因為在和他對話的時間裡,我已經站著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