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林彪緊張關係的升級還在於林彪要設立國家主席。
自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後，這一職位一直空缺著。
林彪為顯示他的想法不同於毛澤東，便用一種推理方式說:「不設國家主席，國家沒有一個頭，名不正言不順。不適合人民的心理狀態。
林彪說，他希望毛澤東能像新中國成立初期那樣擔任國家主席。毛澤東並不想要這個形式上的職務，但林彪一再堅持這一意見。毛澤東抱怨他不願再當國家主席已經講了六次了。
對於林彪的別有用心，毛澤東挖苦說:「我講了六次，一次就算是講了一句吧，就是六萬句，」但實際上「半句也不頂用，等於零」。毛澤東顯然為此已動雷霆之怒。
毛澤東開始感覺到—他可能是正確的—林彪正在蒙騙自己把國家主席這一最高職位讓給他。毛澤東絕對無意這樣做。
從表面上看，林彪在天才問題和設國家主席問題上的過分表演令人吃驚。新的黨章不是已經規定他是毛澤東的接班人嗎?形勢不是要他把耐心和謙虛置於首要地位嗎?
然而，坐在第二把交椅上的林彪卻迫不及待了。在毛澤東的身影下，他離最高領導權如此之近卻又可望不可即。大概這種處境影響了他的判斷力(對於第二號人物來說，命運總是不尋常，諸如丘吉爾陰影中的安東尼?艾登，林肯身邊的休伯特?漢弗萊)。
林彪的另一個問題是，不只是毛澤東，很多中國人也開始懷疑他是否有能力擔任黨的主席。
1969年10月1日是「九大」之後的第一個國慶節，毛澤東和林彪一起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林彪發表了講話。他那微弱的、略帶鼻音的發言毫無鼓舞作用。他把頭埋在講話稿中。甚至在他念稿子時，城樓下100萬群眾仍在高呼:「毛主席!毛主席!」
人群中一定有很多人在懷疑—觀禮台上的一些領導人亦在推測—疥病鬼一樣的林彪是否真的具備當主席的素質。
遙遠的中國北部黑龍江和烏蘇里江畔響起了槍炮聲。蘇聯和中國這對「兄弟」、和平友好條約的夥伴，又曾自封為黑暗世界中國際無產階級的兩座燈塔，現在卻為爭奪一塊冰凍的荒地而動起干戈。
在「九大」前夕幾周的戰鬥中，近千人被打死，絕大部分是中國人。
毛澤東並未感到吃驚，他有可能甚至為自己辯護。他多年來一直認為，中國最大的問題是蘇聯而不是美國。中國有一句諺語:「不怕南面虎，要防北方熊。」毛澤東從諺語出發制定政策。
當他發動「文化大革命」時，對毛澤東來說主要的國際問題是如何對付美國。1965年與柯西金會談時，他向蘇聯人提出這樣的問題:如果中美之間爆發了戰爭，莫斯科是否會給中國以援助?
當「九大」在「文化大革命」的瓦礫堆上降下帷幕時，毛澤東眼中的國際形勢已置換了地位。他能用美國這張牌來對付蘇聯嗎?
在毛澤東的世界觀中，這種劇烈變化有兩個原因。美國的政策變了。毛澤東認為美國在越南已經碰了釘子，將不可能給中國造成麻煩。1969年年中，尼克松在關島確實向世界宣告過，美國在亞洲的軍事擴張時代已經結束。
與此同時，蘇聯的外交政策應驗了毛澤東已隱藏10年的不祥之念。莫斯科向布拉格派出了坦克，以結束杜布切克進行的馬克思主義內部的民主實驗。毛澤東恰如其分地把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稱之為「新沙皇」。
如果說，「有限主權論」可以讓蘇聯人闖進去「援救」捷克的社會主義，那麼，他們就不會想把中國的親蘇分子拼湊起來並用刺刀做後盾嗎?
1969年年中，勃列日涅夫召開了一個世界共產黨會議，以亞洲集體安全條約的形式提出了一個東南亞條約組織的莫斯科修正案。毛澤東則說:「他就像臭名遠揚的姥子堅持要為自己立貞節牌坊。
毛澤東毫不留情地從俄國熊的臉上撕下了馬克思主義的假面具。他似乎忘記了，他的這種做法正在為自己日後置身類似的境地奠定基礎。他後來承認，他自己的馬克思主義也被民族主義所沾染而變得難以辨認。
並非所有的同事都贊成毛澤東外交政策上的這種令人吃驚的轉變。
蘇聯之所以使毛澤東惱火，究其原因部分在於毛澤東實在不喜歡斯大林去世後發展起來的蘇聯社會主義；部分在於毛澤東和蘇聯之間的文化隔閡，當他與赫魯曉夫吵架時這種隔閡更為明顯。以上兩個因素是很難分開的。
如果毛澤東像張國煮那樣在20年代就訪問過蘇聯!221，也許他會真正發現即使是列寧領導的蘇聯社會主義，也並不完全適合中國人的口味。
到了1969年，毛澤東敵視蘇聯的另一個因素也是簡單的民族主義利益的算計。美國已發展到頂峰，而蘇聯則正在上升階段。倒向美國一邊會對中國有利。
毛澤東對蘇聯的惱恨也有非理性之處。蘇聯是一面鏡子，毛澤東從中看到了一些醜陋的現實。
他已開始討厭蘇聯，他不喜歡蘇聯人提出的「土豆燒牛肉的共產主義」。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太窮，其消費水平還達不到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標準。他指責蘇聯的「修正主義」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篡改，這並不是因為他內心有個明確的選擇方向，而是因為作為一種信仰.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前途實在是把握不準。
毛澤東處在這樣的邊緣:他在放棄階級分析，並傾向於認為勢力均衡是國際政治的關鍵。
經毛澤東和林彪的同意，60年代後期的路線是號召全世界人民「推翻」美「帝國主義」和蘇聯「修正主義」。然而，進人70年代後，當林彪在喊得天昏地暗之際，毛澤東卻正在變成東方的稗斯麥。
變化的線索是毛澤東對「霸權主義」的新提法，這個簡陋的字眼不同於「帝國主義」，更不同於「修正主義」。與兩者的區別在於它不是出自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而是源於中國的一句老話，含有「以力服人」之意。
霸權主義的主要之點是實力，而不是指某一特別的社會制度。任何一個人欺侮另一個人便是霸權主義者。因此，中國在70年代忍辱負重打開了非道德主義外交政策的大門。
毛澤東不辭勞苦倡導了全球性的三角戰略，並使之成為70年代初期世界的主要特徵。
1970年，林彪仍堅決主張對兩個超級大國持全面擴軍備戰的強硬對峙態度。這不是明智的策略，儘管它似乎是「文化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對美蘇兩國分析「帝國主義」的邏輯延續，毛澤東當時把華盛頓和莫斯科看成一丘之貉。
當毛澤東作出這一分析的時候，他對自己的分析可能也沒有把握。無論如何，他不打算長期與美國、蘇聯保持同等距離。』
林彪根本不同意毛澤東倒向西方。周恩來不像林彪，這位總理掌握西方的第一手資料，因此易於接受毛澤東的意圖。轉而親西方的意向為周恩來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機會，他恢復了與法國人、美國人及其他一些國家的人的老關係。
「九大」過後的一段時間，毛澤東不得不在一些問題上煞費苦心。對林彪這個作為心腹大患的接班人，如何把他從第二把交椅上拉下來，並掃人積垢甚厚的歷史垃圾堆呢?
棘手的問題是，許多解放軍軍官仍然把美國，而不是把蘇聯當成中國的主要敵人。
越南戰爭並未使毛澤東輕鬆地制定出他的新的親西方外交政策。然而，毛澤東認為印度支那局勢的發展趨勢使中國向西方靠攏的政策顯得更加合乎邏輯。到1970年，他的興趣已不再是印度支那戰爭，而是在這以後會帶來何種形式的結盟。
日本似乎是毛澤東親西方政策的絆腳石，當北京以警告之筆塗抹華盛頓是『舊本軍國主義」的支持者時，毛澤東何以能倒向美國?不過，毛澤東觀察日本已很久。他主要不是根據中國與日本的雙邊關係，而是根據全球戰略形勢來看日本的。他對日本的看法遵循著自己的主要矛盾的觀點。
只要美國是中國的主要憂心之所在，日本的力量對中國在亞洲的利益來說就是一個真正的挑戰。不過，如果美國開始轉變，
毛澤東曾向安德烈?貝當庫表示，他擔心中國能否既與蘇聯又與美國保持良好關係—當時，這位法國政治家說法國可以.
凋旋於華盛頓和莫斯科之間，」毛澤東說，「法國比中國容易些，因為中國沒有那樣多的活動自由」。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舉行。
那麼中國對日本的畏懼就會被新的一代遺忘。如果蘇聯成為中國的主要心腹之患，日本(同美國一起)就會在對付北極熊的統一戰線上成為潛在的盟友。
北極熊不會等閒視之。莫斯科至少也同北京一樣，對黑龍江一烏蘇里江畔的衝突感到震驚。如果毛澤東可以把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稱為「新沙皇」，那麼這兩個疑心重重的俄國佬肯定也意識到毛澤東可能會轉向華盛頓尋求保護。
然而，蘇聯人也知道，林彪和其他北京領導人不像毛澤東那樣反蘇。他們力爭阻止或至少是使毛澤東最低限度地改變他的外交政策。於是他們迫切要求與中國談判。
胡志明去世時留下一條遺囑，對兩位馬克思主義巨人的爭鬥感到憂慮。這份遺囑帶來不可抗拒的壓力使得「中央王國」同意接待柯西金。但是，當柯西金1969年11月抵達北京機場這個終點站時，只有周恩來同他會談。毛澤東決計不再會見蘇聯領導人。
真相是毛澤東無意尋求解決—對邊境問題或任何其他問題—他已決定不同他所蔑視的政權進行任何接觸，一直拖至困境完全化解為止。林彪希望對蘇聯和美國採取一視同仁的政策，而且他在「九大」上提出了這一觀點，正是這一事實，使毛澤東的上述態度強硬一百倍。
林彪可能會有痛苦的省悟，不是他而是毛澤東改變了他的路線。40年代，毛澤東在談到那些允許美國在自己領土建立軍事基地的國家說:「我相信，不要很久，這些國家將會認識到真正壓迫它們的是誰，是蘇聯還是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