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霆正愁沒機會見到燕王，此刻如此好的千載難逢的機會，他豈能放過，但秉筆太監雖地位較高，但不得皇帝應許，終生不得出入深宮，這次若非發生胡患，只怕他當真不得出入京城。這次胡患，朝廷雖派遣宋忠、蕭琴鎮守山海關，但各朝各代武將亂國的歷史或多或少對當權者產生了影響，他們一面防著武將，一面又利用武將，尤其是那些邊關武將，他們作為邊疆大吏，手握重權，一旦生了疑心，朝廷一時也難以節制，真鑒於封疆大吏的作用，所以各朝各代都會僱傭監軍，監軍顧名思義便是監察便是監察封疆大吏的一舉一動，說白了就是充當皇帝在軍隊裡的耳目，封疆大吏若有絲毫的異心，作為監軍，隨時何以對封疆大吏採取行動，監軍監軍，豈只是監軍之責，實是負有軍隊指揮的最終決定權。各朝各代監軍的制度也有所不同，也有文人，也有太監。
秦朝時，秦始皇便開始往軍隊裡，派遣「監御史」，負責監軍之職，但秦朝自二世而亡，劉邦取代秦朝後，建立了漢朝，制度之上，完全繼承秦制，監軍的制度也一直存在，後西漢漢武帝開始委派「監軍御史」，到各戰區監察指揮官，但並沒有授予御史太 大的職權。比如漢武帝時有個叫胡建的，在北軍中擔任「軍正丞」（負責軍法的軍官），他家境貧困，沒有車馬，經常和士兵一起步行，和士兵關係很好。北軍有個監軍御史，是個貪官，將北軍的軍營營牆開了門洞作市場，從軍營外運了一批私貨回來，利用高價賣給士兵。胡建並沒有權力去審判監軍御史，他就和親近的士兵約好，在某天 校閱軍隊時，他招集這些士兵登上指揮台，將監軍御史當場抓起來砍頭。北軍的各位尉官都不知所措，胡建卻不慌不忙取出早準備好給皇帝的上書，其中說：「臣聞 軍法：立武以威眾，誅惡以禁邪。而監御史公然打破軍營做買賣，敗壞軍營勇猛氣氛，尤其失理不公。如果按照漢朝律法來看，這位監軍御史並沒有犯死罪，但是按照西漢的軍法處置：「壁壘已定，穿窬不由路，是謂奸人，奸人者殺。』因此我自己做主，將御史處斬 ，冒死報告。」漢武帝反而覺得胡建敢做敢為，下命令說胡建按軍法從事做得對。
以後各代都有派遣文臣監軍的制度，但多是文人監軍。太監監軍始見於唐朝， 唐高宗、武後時期，為了加強防禦力量和改變臨時徵調的困難，這類屯戍軍設置愈多，並逐漸制度化，形成有固定駐地和較大兵力的軍、鎮、守捉，各自置使。行軍大總管也逐漸演變成統率諸軍、鎮、守捉的大軍區軍事長官，於是長駐專任的節度使應時出現，這些都是封疆大吏，手握重權，受命時賜雙旌雙節，得以軍事專殺，行則建節，府樹六纛（大旗），威儀極盛。集軍、民、財三政於一身，又常以一人兼統兩至三鎮，多者達四鎮，威權之重，超過魏晉時期的持節都督，時稱節鎮。於是外重內輕，朝廷十分的不放心，故而設置監軍，初始以文人監軍，到了唐玄宗時期，唐玄宗依靠宦官幫助發動政變才得以為皇帝，上台後開始任命宦官為將軍。 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後，派遣宦官邊令誠為監軍，監督封常清、高仙芝率領的平叛 軍隊。當這支軍隊打了敗仗後，邊令誠報告說兩個將軍無故棄守，唐玄宗立即派人 將他們處死。從此太監監軍成為慣例。宦官既無軍事常識，又因為身處深宮，對於 社會缺乏正常的判斷能力，只會給皇帝打小報告。更有很多腐敗弄權，攪亂軍政。 如高適上書說：在哥舒翰軍隊為監軍的太監李大宜，「與將士約為香火，使倡婦彈 箜篌琵琶以相娛樂，樗蒱（土話就是賭博）、飲酒，不恤軍務」；而南陽軍隊有3個持 節都督，好幾個監軍「更相用事」，這樣下去，「戰而能必勝哉？」758年由9個節 度使率領的唐朝官軍集結於鄴城，圍攻安慶緒叛軍，唐肅宗居然不任命總指揮，卻 是派了親信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作為總監軍。結果60萬大軍被6萬多叛軍擊潰。
自此，太監監軍作為一種體制便流傳了下來，到了明朝，尤其是朱元璋大力提高了太監的地位後，太監之中也不乏能人異士，朝廷便開始委派太監監軍，但朱元璋怕太監過亂用職權，於是常常派遣文成監軍，如此一來，在明朝太祖洪武時期，流行太監監軍和文臣監軍並列的局面，但二者又有些區分，太監可以直接向皇帝打小報告。文臣監軍不能監察自己的朝 臣上級，而太監監軍正可以監視這些朝臣。不過當時大臣上諫指責說：「今九邊鎮 守、監槍諸內臣，恃勢專恣，侵克百端。有警則擁精卒自衛，克敵則縱部下攘功。 」但這些都沒能引起朱元璋的重視，太監監軍作為一種體制保留了下來。
這次韃子犯境，建文帝以宋忠鎮守邊疆，本就極為不放心，生怕引起戰亂，許霆真是瞧了這個機會，方才說服了建文帝派遣監軍，二人意見不謀而合，建文帝當場便讓他做了山海關的監軍。許霆真是求之不得，自是滿口答應，當日便收拾了行李，自京城出了宮，一路北上來到了北平，見到北平元朝的古都，實在不亞於京城，這讓他心中對朱棣多了一份相見恨晚的感覺，他身為當朝秉筆太監，此次出巡，帶來的都是身邊的親信太監，正是如此，他才敢深夜潛入燕王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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