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會進步黨與國民黨尖銳對立，在兩院會議上，不是一黨議員就有意中途退席，進步黨議員經常採用這種手法，使會議不足法定人數，不能做出決議，兩黨議員在國會兩院經常發生尖銳的衝突，大聲爭吵，甚至動武。
這造就了中國議會的三大特點：叫罵，走散，不足法定人數。
兩院議會經常會演變成群體性PK場。
進步黨黎元洪針對「宋案」提出了自己質疑，公然對程德全等所宣佈的罪證表示懷疑，認為這些證據都是偽證，反正現在都已經沒有證據了，怎麼說都行。黎元洪質疑時聲稱，一切攻擊袁世凱之言論皆為攻擊政府，指責袁世凱就是指責政府，因此得到出的結論是國民黨對政府不滿。黎元洪的質疑總共為十五條，這十五條所指的卻是同一個問題，即國民黨自編自導了，刺殺案的醜劇，而且還有殺人滅口，禍水東引之實。
黎元洪指責揭露宋案真相的人是「有意破壞大局」，造成「人心搖動，謠言蜂起」的混亂政治局面。
黎元洪甚至還為袁世凱非法借款，杜撰了不借外債之「六大危害」。
黎元洪如此頻頻地公開表示袁世凱，一是他們的基本立場一致，二是他害怕袁世凱的淫威。
袁世凱何等樣人？連宋教仁都敢刺，怎能容黎元洪背道而馳！
眾議院選舉小勝這後，袁世凱將重點放在了安徽、江西、廣東三省上。
安徽楊洪森雖然脫離了同盟會自行組建了社會人民黨，並且站在他這邊的陣營，但是其在轄區內卻大力推行「三民主義」，並且集軍政大權於一身，手握4師1旅，這根難啃的骨頭被他放在了最後。
三省之中袁世凱最頭痛的是江西李烈鈞，李烈鈞反對他的態度最為堅決，且麾下有2師1旅。
李烈鈞一直希望把江西治鞏因成國民黨在的大後方，他的敵人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湖北黎元洪，一個是安徽楊洪森。對他威脅最大的當屬楊洪森。
楊洪森對江西的滲透包括經濟、政治、軍事三方面。
社會人民黨自創建以來，他們的者主要在安徽，雖然江蘇、浙江、上海、江西、湖北、湖南等省都有他們分部，但是勢力弱小，不成氣候。江西社會人民黨在新任部長陶繼光接任後，使得江西的政治格局發生重大的變化，經過半年的迅猛發展社會人民黨繼共和黨、國民黨之後，成為江西省第三大黨派。
楊洪森與李烈鈞的關係不好，一是政治上的，二是性格上的。在安徽楊洪森通過排擠國民黨，使社會人民黨成為了安徽第一大黨，並且取得了省議會多數議席。
在江西李烈鈞沒有道理讓社會人民黨在他的地盤內如此發展下去。社會人民黨可不比共和黨，因受到公開限制，社會人民黨的發展轉入地下活動，李烈鈞以此為借口將社會人民黨在南昌的總部給查封，並且將陶繼光等主要負責人給抓了起來。
此事影響甚大，李烈鈞在收到楊洪森的電報後，不得不將陶繼光等給放了出來。
陶繼光出獄後，按照楊洪森指示的精神對社會人民黨在江西的發展作了調整，進而與共和黨結成同盟。
共和黨對李烈鈞主政江西素有不滿。共和黨的議員多是立憲派，他們代表的是江西大地主、大鄉紳的利益。而李烈鈞主持江西以來對地主鄉紳的手段嚴厲。
李烈鈞是「三民主義」的信仰者，其在江西的推行的政治方略是以「三民主義」為根本。實現「三民主義」首先是民生。他同意楊洪森在民生方面的觀點，即中國目前是一個農業大國，首要問題是解決土地的再分配。但他並不贊成楊洪森的那些「痞子運動」，他的方案是採用「贖買」，由地方財政進行扶持，農民向銀行貸款，從地主處購買土地。
「贖買」的設想是好的，但不符合實際。李烈鈞的地方政府根本就無法在財政上進行扶持，而那些私人銀行或錢莊，根本不可能將錢借給農民，「贖買」無法實現，便只好借鑒安徽的「痞子運動」，但在具體運作中又不得其法。
江西革命以來，以地主、鄉紳為根本的鄉村體制受到了巨大的衝突，對於國民黨所推行的「土地改革」，其首要任務是建立農村新秩序，李烈鈞認為農村新秩序的基石是鄉紳，很快那些窩在城裡的鄉紳，在政府的勒令下紛紛衣錦還鄉，可是他們回來干的第一件事便與農民進行清算，當農民們流離失所的時候，李烈鈞被迫對當地的這些豪紳採用嚴厲的手段。
農村新秩序根本沒有辦法建立起來，再加上共和黨對「土地改革」持反對意見，使得李烈鈞土地改革最終失敗。
共和黨與李烈鈞更進一步的紛爭還表現在禁煙、國民捐和籌餉等問題上。共和黨也曾試圖拉攏李烈鈞加入共和辦，由其擔任江西共和黨支部長，但遭其回絕。
李烈鈞認為其在江西推進的改革失敗的根本原因是沒有將政令加以統一，其試圖在江西建立起如同安徽一樣的專制體系，但是他的手段和策略遠沒有楊洪森的高明。
國民黨和共和黨原本都是安徽省的第一、第二黨派，楊洪森對付他們的辦法就是安排他們到財政、稅收、鐵路等油水多的部門當負責人，讓人去賄賂他們，檢舉他們，接著順理成章的把這些要害部門控制在自己手中。通過放大鏡將國民黨、共和黨人士身上的缺點無限放大，再利用人民群眾之舌，導致兩黨在安徽政治形象大損，促成了社會人民黨在的安徽獨大。
楊洪森這些下作的手段李烈鈞自然不屑去用。這導致了李烈鈞在推行「地方集權」過程中阻力很大。
袁世凱充分利用了這些阻力。
原江西第3旅旅長余鶴松對李烈鈞極為不滿，袁世凱便拉攏他，告訴余鶴松如果他能推倒李烈鈞，就任命他為江西都督。余鶴松便回到了南昌，聯絡舊部在南昌策動了兵變。
兵變發生後，李烈鈞迫於形勢，致電袁世凱，對兵變引咎自責，並在都督府召開會議決定實行軍民分治，事後電報袁世凱推薦汪瑞闓為江西民政長。
汪瑞闓曾任前清武備學堂總監，與李烈鈞有師生之誼。
袁世凱見李烈鈞主動推薦汪瑞闓擔心民政長，立即給予任務，正好利用汪瑞闓來牽制李烈鈞。
在李烈鈞電報剛剛發出4個小時後，袁世凱即了汪瑞闓擔任江西民政長的命令。
這種怪現象引起了李烈鈞的懷疑，李烈鈞原本打算給汪瑞闓委以虛職，可是袁世凱這麼異常的任命汪瑞闓為民政長，袁、汪是否勾結？如果他們勾結起來，對自己將十分不利。這時李烈鈞發現自己上當了，但事已無可奈何，只好暗中抵制。
在李烈鈞策動下，江西廣饒協會等團體紛紛發表通電，歷數汪瑞闓在前清時的種種劣跡，對他出任民政長表示極力反對，誓不承認。要求袁世凱收回任命。
袁世凱態度十分強硬，通令聲稱：「民政長一職由國家設置，汪瑞闓到任後能否任職，國家自有法令，功過原無所逃，該協會等種種指陳，無論虛實，既有溯及既往之談，尤屬黨同伐異之見。至於所稱誓不承認一語，查任官依照約法並無須某會承認之條……,……。」
江瑞闓乘船到南昌受到共和黨人和當時共和黨人佔優勢的江西省議會的歡迎。李烈鈞表面上也表示歡迎，隆重接待，並在都督府政務會議上，表示將貫徹軍民分治。但暗中卻唆使軍、警兩界數千人召開拒瑞闓大會，汪瑞闓只好致電袁世凱，稱病辭職。同時函告李烈鈞，聲稱赴滬就醫，李烈鈞派人前往挽留，但汪瑞闓以予當天下午乘船離開南昌，經九江，逃往了武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