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二零五三年中期進行的戰略調整，改變了整個大戰的進程。
在接下來的一年內，大陸戰場成為了絕對的主戰場。雖然在此期間，海洋戰場上也打得如火如荼，還爆發了幾次影響重大的海戰與登陸戰役，但是直到俄羅斯戰敗，海洋都只是次要戰場。
對牧浩洋來說，最大的變化就是，他可以不再考慮作戰上的問題了。
讓周渝生擔任海軍參謀長，就是牧浩洋“甩挑子”的做法，即讓周渝生去負責海軍作戰的事情。
牧浩洋這麼做，也主要是為了解決一些必須解決、而且比作戰還要重要的問題。
到二零五三年六月，第二階段戰爭動員已經全面鋪開。與第一階段戰爭動員相比，第二階段戰爭動員的重點在經濟結構調整上。雖然這主要是政府的工作，但是國家機器已經全部圍繞著軍隊進行，所以需要由軍方來明確經濟轉型的重點，至少得由軍方制訂軍事物資的生產規劃。
事實上，這正是戰爭部長的主要職責。
所幸的是，這並非牧浩洋一個人的工作，不然就算把他累死，也搞不出什麼名堂。
按照黃瀚林的要求，經濟轉型主要由戰爭部提出目標，然後與其他部門商議，根據具體的經濟運行情況，制訂能夠實現的戰爭生產計劃，再交給其他部門執行，由國務院總管生產工作。
也就是說，牧浩洋只需要提出要求，然後根據實際情況變更生產要求。
結果就是，在六月份，牧浩洋幾乎天天與其他部門的領導人開會，共同商討具有實際價值的戰爭生產計劃。
通過這份工作，牧浩洋對國家的戰爭潛力有了足夠深入、全面的了解。
戰爭爆發前，中國的人口總量是八億七千六百萬，統計誤差在百分之一以內，即實際人口在八億八千五百萬到八億六千七百萬之間，可用勞動力為二億七千萬，戰時動員後能達到三億八千萬。
客觀的講，這個比例並不高。
要知道，美國在人口只有七億左右的情況下，戰時動員後的可用勞動力達到了四億二千萬，比中國還多了四千萬。
當然，這也有客觀原因，即中國在全球自然災害之後，才迎來生育高峰。
大戰爆發的時候，中國已經渡過了人口老齡化時期，人口結構偏輕，十五歲以下的未成年人所占比例高達百分之二十七。主要就是，在全球自然災害之後，中國像其他國家一樣出現了人口暴減現象，隨後國家大力鼓勵生育，在二零三八年之後迎來了生育高峰期，人口才恢復正增長。
相對而言，美國的人口增長速度一直比較平緩。
人口結構，直接決定了國家的總體戰略。
說白了，沒有人，什麼也做不了。
如果僅看本國人口、特別是可用勞動力，中國的戰爭潛力不如美國。只是，這是一個變化的數據。如果以十八歲為可用勞動力的下限，那麼到二零五五年，中國的可用勞動力就能達到三億九千五百萬，而美國將減少到四億零五百萬。到二零五六年，中國將突破四億，美國則將減少到四億以內。
更重要的是，這不是兩個超級大國的戰爭，而是兩個國家集團的戰爭。
東方同盟集團的人口總量高達二十四億，占全球人口總量的百分之四十，而西方同盟集團的人口總量只有十六億，占全球人口總量的百分之二十七。在可用勞動力上，東方同盟集團為十一億三千萬，西方同盟集團不到八億。雖然東方同盟集團的社會平均生產效率不如西方同盟集團，但是在算上勞動力差距之後，東方同盟集團在扣除了必要勞動量之後，富余勞動量仍然超過了西方同盟集團。
也就是說，中國在勞動力上的欠缺，可以通過同盟集團補充。
事實上，在把生產效率算上之後，中國的社會勞動總量超過了美國。原因很簡單：依靠更高效的能源系統，中國的社會勞動效率比美國高出了百分之十以上，因此社會勞動總量稍微超過美國。
當然，再把集團因素考慮進去，中國的優勢就很明顯了。
根據國務院在二零五三年初做的統計，在不影響民眾基本生活保障的情況下，中國能讓百分之六十的社會勞動量從事軍事生產，並且在二零五五年底，即在戰後興建的大批聚變核電站投產之後，把這個比例提高到百分之六十五。如果實施戰時管制措施，限制民眾的日常消費量，則能在二零五五年年底之前把百分之七十五的社會勞動量用於軍事生產，在二零五六年把這個比例提高到百分之八十。
顯然，美國肯定達不到這個水准。
按照軍事情報局提供的情報，美國在維持民眾基本生活水准不變的情況下，最多只能把社會勞動力的百分之五十用於軍事生產，而在進行戰爭管制的情況下，美國的社會勞動力軍事化率不會超過百分之六十五。
除了生產效率，盟國起到的作用也很重要。
在東方同盟集團中，中國是絕對的核心，而且中國也是集團中唯一的發達工業國，其他成員國要麼不是發達國家，要麼不是真正的工業國。由此產生的結果就是，在東方同盟集團中有極為明確的社會分工，各個國家都有對應的角色，比如印度是主要的輕工業產品生產國與輸出國，巴基斯坦、孟加拉國與斯裡蘭卡承擔著勞務輸出重任，東南亞國家則是主要的原料出產國，朝鮮主要承擔服務性產業。也就是說，只要以中國為核心的產業結構體系沒有遭到破壞，中國就能把大量耗費人力的產業轉移到其他國家，從而集中有限的勞動力發展軍事工業。
相反，在西方同盟集團中，美國雖然是核心，卻不是絕對的核心。原因很簡單，在該集團中，除了美國之外，加拿大、澳大利亞與新西蘭都是發達國家，而加拿大、澳大利亞與墨西哥都已完成工業化進程。也就是說，集團中承擔低級勞動任務的國家相對較少，為了使社會穩定，美國必須承擔部分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從而拉低了社會勞動效率，無法集中力量發展軍事工業。
這些因素集中在一起，產生的結果就是，中國的戰爭潛力遠超過美國。
以國務院做的預測，到二零五三年底，中國的軍事產業不但將超過美國，還將超過整個西方同盟集團。最遲到二零五四年中期，中國的軍事工業總產值就將超過加上俄羅斯的西方同盟集團。
強大的軍事生產力，已經為中國打下了勝利的基礎。
事實上，這也意味著，在不影響工業生產的前提下，中國能夠征召更多的軍人。
到二零五三年底，中隊的總兵力就將突破五百五十萬，而且將以每個月五十萬的速度增加。預計到二零五四年，中隊的總兵力將達到一千二百萬。當然，這還是非常保守的估計。
由此，產生了一個新問題，即美國要在軍事規模上保持戰略均勢，就必然征召更多的產業工人服役，從而使工業生產力降低。
當然，前提條件是，得有足夠的戰場來容納雙方的海量軍事力量。
事實上，這正好說明了戚凱威所推行的大陸戰略的重要性，即只有廣袤的大陸戰場能夠容納足夠多的軍隊。
由此得出的結論就是，只有在大陸戰場上盡快取得重大突破，比如越過烏拉爾山，才能迫使美國出兵俄羅斯，也才能使美國不得不征召更多的軍人，從根本上打擊美國，削弱美國的戰爭潛力。
問題是，擴大戰爭規模，絕對不是說干就能干的事。
首先，中國得有足夠的兵力支撐起更大規模的地面戰爭，除了征召更多的軍人，並且對這些軍人進行系統的培訓之外，還必須生產出足夠多的先進武器裝備，讓這些軍人能夠在戰場上發揮應有的作用。
做為戰爭部長，牧浩洋負有義不容辭的責任與義務。
六月份的會議，主要就集中在軍事工業生產上，而且核心議題就是如何在原定計劃上把陸軍主戰裝備的產量提高百分之五十，以便在年底之前武裝十個集團軍，讓陸軍能在二零五四年中期打贏大陸戰爭。
雖然還有一年，但是時間已經相當緊迫了。
首要任務，自然是擴大地面戰平台的生產規模，即建立更多的生產線，讓更多的廠家參加生產。
知識產權的事情早已搞定，軍方以微乎其微的價格買下了地面戰平台的生產專利。
關鍵就是，缺乏實力足夠強大的生產廠。
在與國務院相關部門商討之後，牧浩洋提出了一個解決辦法，即面向有車輛生產資質的民營企業招標，並且提供技術支持與資金保障，讓這些民營企業在較短的時間內建立起配套生產線，培訓出技術工人。
更重要的是，軍方以提前下達訂單的方式，鼓勵民營企業參加軍事生產。
在得到黃瀚林首肯後，國務院在七月初向十四家民營汽車制造廠招標，最終有六家廠商拿到了軍方的提前訂單。
這六家廠商都將在十月底之前投產，在年底使產量達到設計水准。
如此一來，在二零五四年的上半年，地面戰平台的產量將增加一倍以上，確保在半年之內武裝二十個集團軍。
當然，陸軍裝備有了保障，牧浩洋不會忘了海軍。
與陸軍相比，海軍的最大問題就是裝備建造周期過於漫長。
即便以戰時標准，一艘大型戰艦的建造周期也長達兩年以上，部分高達三年，小型艦艇也在一年左右。
事實上，戰爭爆發後，牧浩洋首先擴大了海軍艦艇的建造規模。
只是，他在二零五二年底做的部署，最快要到二零五四年底才能見效，甚至要到二零五五年下半年才能發揮明顯作用。
在此之前，海軍依然得依靠現有裝備作戰。
毫無疑問，這跟不上戰局發展的速度，即海軍的作戰能力，已經遠遠低於中國在軍事上的最低需求。
事實上，誰都看得出這個問題。
如果戚凱威的戰略計劃順利實施，那麼到二零五四年下半年，大陸戰爭就將以俄羅斯完敗結束。到時候，除非遇到預料之外的情況，比如歐洲投靠了美國、或者是中東戰局出現了逆轉，或者是美國全力以赴的支援俄羅斯，不然都會出現一種非常尷尬的局面，即中國海軍無法為陸軍開辟新戰場。也就是說，在中國陸軍總兵力擴充到五百萬之後，很有可能出現無仗可打的尷尬局面。
從某種意義上將，正是海軍存在的現實問題，讓牧浩洋推行的戰略受到了質疑。
雖然這不能怪牧浩洋，畢竟誰也沒有想到，中國海軍在開戰之初就損失了三分之二的主力艦隊，而且在半年之後只剩下了一艘可用的航母，但是誰也不能改變事實，即中國海軍繼續擴充艦隊規模。
面對這個問題，牧浩洋采取了三個辦法。
最直接的辦法，就是想方設法的擴充艦隊規模，從民間征召可以改造成戰艦的大型運輸船，以及從盟國借用艦艇。當然，前者是主要辦法，後者的可行度不是很高，最多只能邀請盟國艦艇組成多國艦隊。
二零五三年六月，牧浩洋就起草了一份船只征用清單。
在這份清單中，海軍羅列了五百多艘商船，主要是排水量在十萬噸以上的貨輪，其中由以集裝箱貨輪與滾裝貨輪為主。前者能夠較為方便的改造成航速適中的護航航母，從而組建以護航航母為核心的護航艦隊，解決在東海、南海與印度洋上的護航問題，把用來執行護航任務的大型戰艦替換出來。後者能夠改裝成兩棲戰艦，通過搭載傾斜旋轉翼飛機，頂替部分原本應該由戰艦執行的任務，比如在登陸作戰中為陸戰隊提供空中支持，向前線運送作戰部隊等。
按照牧浩洋的要求，在二零五三年底，就要征用至少兩百艘商船。
當然，這與牧浩洋的宏偉計劃有關，即在年底，航母戰斗群增加到七支之後，出兵攻打所羅門群島。
較為長遠的辦法，還是加大艦艇的建造規模。
只是，這也是較為困難的辦法，因為造船廠的船台非常有限，而且牧浩洋在去年年底就已經調整了造艦計劃。當時能做的，就只有壓縮商船的建造規模，讓幾家主要的造船廠集中力量建造戰艦。
最初，牧浩洋的提議受到了國務院的堅決反對。
原因很簡單，戰艦存在的主要價值是奪取制海權，而奪取制海權的目的是讓中國的商船能夠自由安全的在海洋上航行，如果連商船都沒有了，制海權又有什麼意義，艦隊又有什麼存在的價值？
要知道，在開戰後的頭半年內，中國損失了百分之十一的商船，絕大部分是在印度洋上被美國潛艇擊沉的。由此產生的結果就是，到二零五三年六月份，中國的商船總噸位已經比戰前降低了百分之八。
雖然從總量上來看，影響還不是很大，特別是在伊朗參戰之後，大陸戰場連成一片，鐵路運輸填補了海運的空缺，但是戰爭期間的運輸量本來就比和平時期大得多，損失的海運力量已經對同盟集團的經濟產生了影響。別的不說，當時囤積在波斯灣各大港口裡的貨物超過了一億三千萬噸，主要是化肥等化工產品，而中國國內的農業工廠儲備的化肥只夠維持三個月。
由此可見，海運得不到恢復，經濟遲早要出問題。
結果就是，國務院堅決反對降低商船建造量，而且要求相應的提高建造數量，以填補戰爭損失。
為了這件事，牧浩洋費了不少力氣。
首先，他請杜小蕾親自出面去聯系幾個造船能力雄厚的盟國，比如馬來西亞、越南、印度與泰國，讓這些國家加快商船的建造速度，以便彌補中國縮小商船建造規模所產生的負面影響
其次，他以戰爭部長的身份，向黃瀚林提出，無條件的征用扣押的敵對國船只、以及有條件的征用中國港口內的中立國船只。雖然黃瀚林不大同意征用中立國船只，但是牧浩洋提出了一點，即美國已經在征用中立國船只了。最終，黃瀚林做出了讓步，只是要求杜小蕾首先與被征用船只的所有國進行外交談判，爭取使征用合法化。只是不管談判結果如何，從二零五三年十月一日起，所有進入中國港口的中立國船只都將有條件征用。准確的說，應該是戰時租用，即在戰後歸還，並且由中國政府承擔因戰爭導致的所有損失，而被征用船只上的海員有自主選擇權。
最後，就是增強船隊的護航力量。事實上，這與前面提到的征用商船有關，即建立更加完善的護航體系。當時，牧浩洋向杜小蕾做出承諾，在年內把商船的出航損失率降低百分之五十。為了兌現這個諾言，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內，中國海軍不但把十二艘集裝箱貨輪改裝成了護航航母，還額外采購了三百多架傾斜旋轉翼反潛巡邏機，並且臨時征召了一萬多名海員。只是，這些護航手段都沒有發揮良好的效果，商船的出航損失率仍然居高不下。結果到了二零五四年，中國海軍啟用了新的護航戰術，即用性能先進的全電動潛艇充當船隊的反潛力量，與護航航母、反潛戰艦協同作戰。新的反潛戰術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幫助牧浩洋兌現了承諾。
事實上，新的反潛護航戰術與牧浩洋根本沒有關系，而是周渝生的功勞。
別忘了，周渝生本來就是潛艇艇長，有非常豐富的潛艇作戰經驗，也有非常豐富的反潛作戰經驗。
通過深入研究，周渝生發現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即此次大戰的破交作戰與前兩次大戰有一個截然不同的特點，性能先進的潛艇不但具有幾乎無限的潛航能力，而且航行噪聲非常低。由此產生的影響就是，在前兩次大戰中發揮了顯著效果的護航戰術不再有用，必須探尋新的反潛護航戰術。
根據潛艇的特點，周渝生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最有效的反潛平台就是一艘性能更加先進的潛艇。
當然，這不是唯一的辦法。
從實際情況出發，提高商船的航行速度更有效，因為任何一種潛艇，都有一個最大的安靜航速，只要超過這個速度，潛艇的航行噪聲就非常明顯，也就非常容易被反潛巡邏機與反潛戰艦探測到。
問題是，絕大部分商船的速度都在二十四節以內，而現役的大部分潛艇的安靜航速都在二十四節以上。更重要的是，提高商船航速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既不可能對在航的所有商船進行改裝，也不可能用新造的商船替換。也就是說，用提高商船的航行速度來對付潛艇的辦法根本行不通。
所幸的是，提高潛艇的性能並不見得是難事。
事實上，整個大戰期間，中國海軍總共建造了近兩百艘護航潛艇，這些潛艇都根據護航作戰的具體戰術需求進行了改進，主要就是通過降低其他戰術性能，提高了在某一特定航速時的靜音性能。比如，“黃貂魚”級後三批就是按照護航潛艇標准建造的，而“金槍魚”級前兩批的主要任務也是護航。當時，海軍甚至打算建造采用磁流體推進系統的“金槍魚”級潛艇，只是發現在使用已有的燃料電池時，其續航力還不足兩千海裡，只能滿足不到百分之二十的護航作戰要求，才放棄了這個計劃。
總而言之，提高護航效率，對海軍建設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
當然，這也從另外一個方面啟發了中國海軍，即提高破交作戰效率，能夠最大限度的打擊對手。
從某種意義上講，破交作戰對美國的影響更大。
原因很簡單，在戰爭爆發前，美國的商船建造量排全球第五，僅為中國的四分之一，即便把美國造船廠的潛能算進去，也僅相當於中國的三分之二，而西方同盟集團的造船能力僅為東方同盟集團的二分之一。更重要的是，西方同盟集團更加依賴海運，比如貨物運輸總量的百分之八十八必須依靠海運，而東方同盟集團僅為百分之七十二，此外西方集團海運航線總長度是東方同盟集團的三倍。
顯而易見，只要能發揮出破交作戰的威力，美國就得建造更多的商船，而不得不減少戰艦的建造數量。也正是如此，中國才在大戰期間建造了數百艘航程高達一萬多海裡的“金槍魚”級全電動潛艇。
只是，這些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在牧浩洋看來，能夠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還是像陸軍那樣，通過技術革命徹底改變海軍的作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