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出土的秦簡，為解決戰國時期經濟史上的一些疑難問題，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本文只就其中的《金布律》來談談有關布幣的三個問題。
布幣的實體是布匹
根據先秦兩漢文獻的記載，在春秋戰國時期的諸種貨幣中，有一種叫做「布」的貨幣。這種布幣的實體是什麼，漢魏以後的人就不甚明白了。有些古錢學家把鏟形鑄幣稱為「布幣」，認為古文獻上講的布幣就是這種鑄幣的名稱。這種看法，長期被人相襲沿用。解放後的有關論著，包括幾本研究中國貨幣史的專著，也沒有對它有所懷疑。於是，「布」即鏟幣，似乎已成定論。周谷城同志曾著文指出：「(鏟形鑄幣的)形體仍是鏟子，何以要把鏟幣稱作布幣?(刀形鑄幣的)形體仍是刀子，何以要把刀幣稱作布幣?也沒有人試圖說明過。」這個問：題提得好，懷疑得有理。可是，周谷城同志研究的結論是：「決不能有布幣之名」，「『布幣』之名稱是不能成立的」[周谷城：《略談我國古代貨幣中的「愛」與「布」》，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六日《光明日報》]，根本否定布幣及布幣問題的存在。這樣一來，又增加了一個有無布幣的新問題。
關於布幣的名稱與實體，在先秦兩漢的文獻上本是有明確記載的。其中，班固在《漢書?食貨志》中說得最具體。他在敘述秦統一之前的貨幣制度時說：「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很清楚地指出那時的貨幣有金，錢和布帛三種。至子這三種貨幣的實體，它們的形式與規格，他引用了《九府圜法》的記載：「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九府圜法，雖托「太公」為周立法之名，但是，大家都知道，它記載的內容是周初所沒有的事，它反映的是戰國末年的貨幣狀況。對於《漢書》上的這一記載，一些貨幣學者為了證明「布」幣乃鏟形鑄幣之說能成立，總是說它是不可信的，雖然他們始終沒有提出過可靠的根據來證明他們的說法是有道理的。
郭沫若同志根據親身的體會曾經說過：對於中國古代社會問題的研究，「地下發擁的材料每每是決定問題的關鍵。」[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九五四年新版序言]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在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出土了一批秦簡。簡上書「金布」二宇的，就是秦國關於貨幣的立法《金布律》。其中一簡寫道：
「錢十一當一布。其出入錢以當金、布，以律。金布」
這一法律條文說明，秦國的法定貨幣有金，布、錢三種。這與《漢書》的記載是一致的。至於這三種貨幣中的「布」幣之實體是什麼?其形式與規格是怎樣的?我們從另一簡文中得到了回答：
「布，袤八尺，福(幅)廣二尺五寸。布惡，其廣袤不如式者，不行。金布」
這明確地說明了秦國法定貨幣「布」的實體就是布匹之布，與《漢書》中的記載又是一致的。總之，雲夢秦簡之出土，無可辯駁地證明了：第一，在戰國時期，布幣之名是存在的，第二，布幣的實體不是通常所說的某種金屬鑄幣，而是布匹。這就解決了中國貨幣史上一個被人們長期搞錯了的問題。原來，把「布」幣之名戴到鏟形或刀形鑄幣上，是名實不相符的，是張冠李戴了。
布幣是春秋戰國時期的主幣
春秋戰國時期，有多種貨幣同時流通，其中哪一種是主要的?過去，貨幣史學家普遍地認為，在不同地區使用的各種金屬鑄幣，如鏟形鑄幣，刀形鑄幣和紡輪形鑄幣等，是當時的主要貨幣。他們由於根本不承認布幣之存在，當然也都忽視了布幣的地位。周谷城同志認為：「布被用作最早交換的媒介，也是可能的。但決不能拿這樣的媒介來與貨幣制度已確立時的金屬貨幣相提並論」。高振鐸同志則斷定；「由於金屬鑄幣的出現，排斥了實物的布帛在社會．上的流通」[高振鐸：《與周谷城同志商榷「布」的內容與意義》，一九七八年五月四日《光明日報》]。歷史文獻與出土文物證明，這些觀點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春秋戰國時期的主幣不是別的，恰恰是長期以來被貨幣史學家們遺忘了的布幣。下述兩方面可以證明這一點。
第十，雲夢出土的秦律說明，直到戰國末年，布是主幣，錢是輔幣。
我們先從秦律中一個引人感興趣的現象說起。大家知道，當時習慣的是個、十、百、千、萬的十進位制。但在秦律中作為量刑標準的錢幣數額，卻都是十一的倍數。細檢雲夢出土的秦簡，包括秦的法律條文，法律答問和治獄案例，凡是肯定作為量刑標準的，莫不如此。現舉二例，以見一般：
例一，秦律規定，對盜竊者判刑，其量刑標準有二：參加的人數與贓物的價值。《法律答問》中說：
「害盜則徼而盜，駕(加)睪(罪)之。可(何)謂駕睪?五人盜，減(贓)一錢以上，斬左止(趾)，有黥以為城旦，不盈五人，盜過六百六十錢，黥剿(劓)以為城旦，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錢，黥為城旦；不盈二百廿以下到一錢，之。求盜比，此氣
例二，秦律規定，管理財經的官吏工作失職，要按照標誌失職程度的錢幣數額依法懲處。《效》律中寫道：
「計脫實及出實多於律程，及不當出而出之，直(值)其賈(價)，不盈廿二錢，除，廿二錢以到六百六十錢，貲官嗇夫一盾，過六百六十錢以上，貲官嗇夫一甲，而復賁其出毆(也)」。
「數而贏不備，直(值)百一十錢以到二百廿錢，誶官嗇夫；過二百廿錢以到千一百錢，貲嗇夫一盾；過千一百錢以到二千二百錢，黃官嗇夫一甲，過二千二百錢以上，賞官嗇夫二甲」。
上述二例中提到的作為量刑標準的錢幣數額；二十二錢、一百一十錢、二百二十錢、六百六十錢、一千一百錢、二千二百錢等，無一不是十一的倍數。從整個秦律中還可以看出，一首一十錢和六百六十錢，是兩個最重要的界限。例如，《法律答問》中有如下二條：「告人盜百一十，問盜百，告者可(何)論?當黃二甲。」
「告人盜千錢，問盜六百七十，告者可(何)論?毋論。」
前一條中的告者，只多告了十錢，要罰二甲(這是很重的處罰，相當於「耐為隸臣」或其贖金)。後一條中的告者，雖多告了三百三十錢，卻不予處罰。這是為什麼?原因在於，前一種情況雖只多告十錢，卻達到了一百一十錢這個界限，說明告者是有意陷盜者以重刑，故應予重罰。後一種情況雖多告了三百三十錢，但因為無論盜千錢還是盜六百七十錢，都在六百六十錢到一千一百錢這個界限之內，不影響判刑的輕重，故可以毋論。這兩條律令問答還證明，凡在秦律中出現的不是十一倍數的錢幣數額，如上述二條中的百錢，千錢等，都只是作為案情舉例，並不是量刑的標準；作為量刑標準的金額都是十一錢的倍數。
案律為什麼不以十進位的十錢、百錢、千錢等作為量刑標準，而是以十一倍數的十一錢，二十二錢，一百一十錢等為量刑標準?細讀《金布律》就能知其緣故。《金布律》規定：「錢十一當一布。其出入錢以當金、布，以律」。這一條法律規定了布幣與錢幣的相互關係，強調「其出入錢以當金，布，以律」。這「以當」、「以律」四字很重要，說的是：在法律上，布幣是主幣。錢幣是輔幣，一布等於十一錢。所以，在其他法律條文上，寫的雖是錢幣若干，實際上卻是當布若干。十一錢者，即一布。一百一十錢者，十布也。一千一百錢者，百布也。瞭解了這一點，我們就會懂得，量刑標準實際上本是以布為單位的，因此也是採用十進位的。「其出入錢以當金、布」的法律條文，和在法律上實際上是以布幣為量刑標準的單位，以及把一部關於貨幣的專門立法直接稱為《金布律》，都證明了布幣的主幣地位。
在研究中國經濟史的同志中間，曾經有一種頗為流行的觀點，認為中國古代雖曾同時使用幾種貨幣，但在這幾種貨幣之間；說不上有主幣與輔幣的關係，因為在法律上沒有這種規定，甚至沒有法定的兌換比價。秦律的出土，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必要再作進一步的研究了。
第二，在春秋戰國時期的歷史文獻中，記載當時的貨幣主要是布幣，或者以「布」統稱當時的貨幣。
古代中國的貨幣，在周中葉以後，開始了一個重大的變化。變化的內容是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原來以實物形態充當一般等價物的貝、龜、玉、珠等，由於種種原因逐漸地從貨幣領域中被淘汰出來，不再起貨幣的作用，還原為一般商品，與此同時，一些為廣大群眾所需要的生產工具，如鏟、刀、紡輪等等，又從一般商品演變為貨幣這種特殊商品。這一變化過程經歷整個春秋戰國時代，到秦統一六國後，才在法律上宣佈，「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臧，不為幣」[《漢書?食貨志》]。在這個變化過程中，布幣適應當時商品交換水平的需要，成為主要的貨幣；
在商品交換發展的最初階段，布匹早就同龜、貝、珠、玉等成為一般等價物，起著貨幣的作用。「古者市朝而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所無，抱布貿絲而已」[《鹽鐵論?錯幣》]。在這幾種貨幣中，布是來源最廣泛又為人們最需要的，所以成為日常交易中最主要的貨幣。而龜、貝、珠、玉等，或由於來源有限，或由於不易分割，或由於沒有固定的形式與價值，或由於不是人們日常生活或生產中所必需的，總之，由於不能適應商品交換日益頻繁對貨幣的要求，便先後被淘汰了。到了周中葉以後，真貝在市場上不見了，仿製的石貝、銅貝、銀貝隨後也銷聲匿跡。《管子》中說：「古以珠、玉為上幣」。珠、玉與龜殼大概只限於在貴族之間作為財富的象徵和支付手段，始終沒有成為民間日．常交易中的貨幣。周中葉以後，就很難看到龜、玉，珠，貝和金屬塊起貨幣作用的記載了。但是，有關布作貨幣的記載，卻比以前更加突出了。《詩?衛風》：「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毛傳：「布，幣也」。《孟子》中說周代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記有「魯人買之，百兩一布」的話。《禮記?檀弓》；「子柳之母死……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墨子?貴義》：「子墨子日：今土之用身也，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管子?戒》，「市正而不布」，就是「即其物而正之」，不必交納貨幣。《周禮》中有許多關於布的記載，如廛人所掌的轅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等。這些文獻上所說的起貨幣作用的布，就是當時布幣的實體。這一點，也為雲夢出土的秦簡所證實。在秦簡中也有「布入公，如貲布，入繼錢，如律」的法律條文。至於布成為當時貨幣的通稱，那就更能證明它是那時的主要貨幣了。
有的學者認為金屬鑄幣一產生，就把實物貨幣排擠出貨幣領域。歷史的實際卻不是這樣的。因為，鏟，刀等生產工具，從一般商品中脫胎出來，成為特殊商品並具有獨立價值形式的貨幣，是一個自發演變的，緩慢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鏟幣、刀幣等因為尚處於形成過程之中，還很不完善，作為貨幣，它們的優越性還不如布幣。例如，最初的鏟幣，厚重博大，從現存的來看，就有長達十多厘米，寬五，六厘米至十厘米、重達百餘克的，上下皆有尖尖的稜角，容易刺破口袋，又無貫穿繩索的孔洞。可以想見，它們是多麼不便於攜帶。其次，由於，當時金屬冶鑄技術水平的限制，一個模型只能鑄一次或少數幾次，又是手工操作，所以鑄出的金屬貨幣在質量上不能統一。當時的政府無法改變這種狀況，只有運用政權的力量，用法律的形式強行規定，無論是政府或私人，都不准在貨幣的質量上進行選擇。這一皋在《金布律》中也有反映。《金布律》中就有兩條是關於這個方面的：「官府受錢者，千錢一畚，以丞、令印印。不盈千者，亦封印之。錢善(與)不善，雜實之。出錢，獻封丞、令，乃發用之。百姓市用錢，美惡雜之，勿敢異。金布」
「賈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擇行錢、布；擇行錢、布者，列伍長弗告，吏循之不謹，皆有(罪)。金布」
當時的布匹，也是手工生產的，在質地上也很難一致，可是在長與寬的數量上可以做到統一。錢幣則在數量(重量)上也不能統一。所以《金布律》要特別強調用錢要「美惡雜之，勿敢異」。再次，當時的貨幣鑄造權是不統一的，各自為政，不僅各國的金屬鑄幣形制不同(或鏟幣，或刀幣，或圓幣)，就是在一國之內，各地鑄的貨幣在形制、重量上也各異。現存的實物證明，在相當於今天一個縣的地域內，在同一個時期，竟鑄造了幾種貨幣，在形制、文字、重量等方面均不相同。這就使每一種金屬鑄幣只能在一個非常有限的範圍內．流通，不能適應各國之間，各地區之間商品交換的需要。布幣則無此限制，它能在割據狀況下的各國，各地區間通行，成為那時流通最廣泛的「國際」貨幣。歷史文獻和出土文物說明，當時各國都使用布幣。可見，布幣是在中國貨幣形式演變過程中的一個特定階段，即由實物貸幣到金屬。鑄幣韻過渡時期，起著承先啟後的作用，而成為主幣的。
布幣的主要特點
許多貨幣學者之所以不承認春秋戰國時期有布幣，看來是由於他們不瞭解布幣這種貨幣的主要特點。
布幣的主要特點是什麼?我們還是從《金布律》分析起。從現存的資料看來，《金布律》是我國最早的一部關於貨幣制度的專門立法。這部關於貨幣制度的專門立法的內容，從現在的人看來，似乎有點奇怪，因為它包括了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關於金、錢、布這三種貨幣的有關規定，另一方面卻是關於發給刑徒、官奴隸農服費用的有關規定：
「稟衣者，隸臣，府隸之毋(無)妻者及城旦，冬，人百一十錢，夏，五十五錢，其小者，冬，七十七錢，夏，冊四錢。春，冬，人五十五錢，夏；冊四錢，其小者，冬，卅四錢，夏，卅三錢。隸臣妾之老及小不能自衣者，如春衣。亡，不仁其主及官者，衣如隸臣妾。金布」
根據我們前面的解釋，可以知道，百一十錢、七十七錢，五十五錢、卅四錢、卅三錢，即十布、七布，五布；四布，三布。因此，這條法律實際的內容是：發給布若干，供他們做冬夏農服。
為什麼會把發給刑徒、官奴隸衣服費的規定，寫進關於貨幣的專門立法《金布律》之中?看來，原因就在於布既是貨幣，又是發給刑徒，官奴隸做衣服的實物。
法律是經濟關係的反映。《金布律》內容的特點，表明布匹在當時具有二重身份：它既可，作衣被之用，又可作貨幣之用，既是可以作為交易對像——買進賣出的一般商品，又是可以用來購買其他一切商品的特殊商品。布既然是貨幣，關於貨幣制度的立法，當然應該包括它在內，布又是做衣服的材料，關於發給刑徒，官奴隸衣服的立法，當然也應該包括在有關布的立法之內。這兩方面的事物，在布匹這個實體上有了統一性。《金布律》之所以會包括上述兩方面的內容，正是由於布匹具有這雙重的資格。
這也就是布幣這種實物貨幣的主要特點。
布幣的這一特點，即只有在它進入市場的交易過程中，並只有在交易過程中被當作購買其他商品的等價物時，它才是貨幣，或者說，才表明它的貨幣身份。一旦從這場合中退了出來，它既可作為支付手段或貯藏手段的貨幣，也可以作為製衣被的材料而被使用。
布幣的這一特點，使它當作貨幣使用時，不必有什麼特殊的形制與文字。又使它在不能起貨幣作用時，可以被製成衣被等而消費掉。
布幣的這種特點，加上布匹實體在地下埋藏過程中易於腐爛，這就使我們今天不可能再看到春秋戰國時期布幣的實物了。或者即使我們看到當D《布匹的遺跡》但因為上面並無文字標誌，從而不是自明的，使我們無法區分它究竟是一般的布匹，還是同時又具有貨幣職能的布匹。
有的學者不瞭解布幣的這一特點，他們以現在不存在布幣這種實物為理由，否定布幣在歷史上的存在。周谷城同志之所以認為布幣的名稱都不能成立，根據也在於「沒有布匹形的幣」。但何謂「布匹形的幣」?是指像布匹那樣長，那樣寬的金屬鑄幣，還是指具有布紋的金屬鑄幣?我們認為，如果我們根據歷史文獻和出土文物的明確記載，如實地承認布匹本身就是當時的貨幣形式之一，它的名稱就是布幣，那麼，就沒有必要去想像一種「布匹形的幣」，更不需要賴有一種「布匹形的幣」的存在，才能論證布幣名稱之可否成立了。
關於先秦兩漢文獻上的貨幣「布」，是鏟形貨幣的稱呼，還是布匹貨幣的稱呼，這個多年來常常被回答錯了的問題，現因《金布律》的出土而解決了。《金布律》的發現，使我們可以為布幣正名了。
《金布律》證明：在戰國時期，布幣之名稱是當時實有的，不是能否成立的問題，布幣的實體本是布匹，不是什麼金屬鑄幣，布幣是政府法定的貨幣，。不是只限於民間自發地使用過的媒介物；布幣不僅是法定的貨幣，而且還是多種法定貨幣中的主要貨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