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在霍斯那斜頂小屋辦公室外的前廳裡，她聽到的便是一如夢中人的聲音。她沒有馬上進去。在過去的日子裡，她每次都是直接走進去的。雖然當時她也很急切地想推門進去，把她的孩子摟在懷裡，但霍斯的副官也許知道了她的新身份，粗暴地命令她在外面等著。她一下子覺得很突然，一種無法形容的疑惑油然而生。難道霍斯真的會讓她見吉恩，她的小男孩真的正在辦公室裡聽著她夢中那個男人和霍斯之間的談話嗎？斯契夫勒的注視令她緊張不安。從他冷冰冰的目光中，她明白自己已失去了往日的特權；她現在只是一個普通犯人了，是這棟房子裡最低賤的人。她感到了他的敵意，像冷峻的蔑視。她盯著牆上鏡框裡戈培爾的畫像，一幅古怪的情景突然浮現在腦海：吉恩正站在霍斯和那人中間，看看司令官，又看看那個陌生人。突然，像什麼樂器突然傳出的低沉樂聲，她聽見了來自過去的聲音：我們可以去所有偉大的音樂聖地。她倒吸了一口氣，同時發覺那位副官被她發出的聲音嚇了一跳。她彷彿被人煽了一巴掌似的向後倒去，一下子認出了這聲音。她悄聲地對自己說出了這個聲音的主人。這個十月的一天的一瞬間與多年前克拉科夫的那個下午幾乎一下子溶合在一起，無法分割。
「魯迪，真的，你的確應該對上面負責，」沃爾特-杜費爾德說，「我理解你的難處！但我也得負責，所以這個問題好像無法解決了。你有上面的人看著；而我有股東們監督。我要對公司的最高權力負責。它只堅持一點：保證生產進度。所以我需要更多的猶太人，不僅在伯納，而且在我自己的礦上。我們必須有那些煤！到目前為止一切順利，我們還沒有真正落到後面。但從全盤來看，從所有的統計數字來看……已十分不妙。我必須要更多的猶太人！」
霍斯的聲音開始有些模糊，但接著就清楚了：「我不能硬逼著最高長官準確地答覆此事。你知道這一點。我只能要求指導，同時提出一些建議。但好像他很難對這些猶太人作出最終的決定，不知是出於什麼原因。」
「那你個人的意見，當然……」
「我個人認為，身體強壯的猶太人可以被挑選出來送到伯納和你的礦上去做工。而體弱多病的人只會增加醫療費用。但我個人的意見沒有什麼意義。我們必須等上面的決定。」
「難道你不能催希姆萊盡快做出決定嗎？」杜費爾德的聲音透出明顯的不快，「作為你的朋友，他可能……」沒有了下文。
「我告訴你我只能提建議，」霍斯回答說，「而且我認為你應該知道我的建議是什麼。我明白你的觀點，沃爾特，我也決不介意你與我的意見相佐。你迫切地需要勞動力，只要有一絲力氣即使上了年紀也行——」
「太對了！」杜費爾德打斷他，「這就是我一開始所要求的。我們可以這樣，設定一個試用期，不超過六個星期，看看那些猶太人還有多少利用價值，反正他們最後都要……」他似乎找不到詞兒了。
「特別行動，」霍斯說，「但這正是問題所在。你沒看出來嗎，對最高長官來說，一面是愛希曼的壓力，另一面是波爾和莫勒的壓力。這是一個安全對勞力的問題。出於安全的原因，愛希曼希望每一個猶太人都統統被特別行動處理掉，不管他的年齡大小，健康與否。他不會放過任何一個猶太人的，無論他們的身體是否像摔跤手一樣強壯。坦白地說，比克瑙的設施就是為此而設立的。但是你自己去看看發生的事！最高長官不得不修改最初的計劃，也就是那個對所有猶太人實行特別行動的命令。這顯然是因為波爾和莫勒，因為必須滿足他們對勞動力的需求——不僅僅是你在伯納的工廠，還有別的礦，以及下屬這位司令官的所有的軍工廠。結果便是分裂——恰好從中間分裂。你知道……那叫什麼？那個奇怪的詞，心理學術語——」
「精神分裂症。」
「對，就是這個詞。」霍斯說，「那個在維也納的心理醫生，他的名字我忘了——」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房間裡突然安靜下來。在這短暫的靜寂中，蘇菲似乎透不過氣來。她繼續想像著吉恩的樣子，那張微微張開的嘴，藍色的眼睛在司令官和這個男中音的男人身上徘徊——他不再是夢中襲擊她的那個惡魔了，而只是記憶中的那個陌生人。他曾向她許諾，帶她去來比錫，漢堡，巴伐利亞，波恩。你真年輕！這是同一個聲音曾說過的話。一個女孩！還有，我也是一個有家室的人。她渴望見到吉恩，把他緊緊地摟在懷裡。急迫的心情令她喘不過氣來。(她後來回憶說，她記得她當時呼吸困難。)她也很想看看沃爾特-杜費爾德現在是什麼樣子，但這好奇心在她的腦子裡一閃而過。然而，那聲音裡的某種東西(含有匆忙意味的結束語)告訴她，她就要看到他了。他對司令官說的最後幾句話的每一個字和含義，都深深植入了她的記憶，像唱片的溝紋一樣再也無法磨滅。
那聲音裡有一絲笑意。他說了一句在此之前從未說過的話：「你我都知道，無論怎樣他們都是死路一條。行了，我們不談這個了，猶太人都快把我們弄瘋了，特別是我。如果生產因此受阻，你以為我會向董事會辨說是因為疾病——精神分裂症嗎？真的！」霍斯隨口說了句什麼，模模糊糊地聽不清楚。杜費爾德愉快地回答說，他希望他們明天能再見面。幾秒鐘後，杜費爾德匆匆忙忙從她身邊經過。他顯然沒有認出蘇菲——一個穿著髒兮兮的囚犯，臉色蒼白的波蘭女人，但他無意中碰了她一下。他說：「請[1]！」那種本能的禮貌和風度一如她記憶裡克拉科夫的那位紳士，但那種浪漫的形象已不復存在。他的臉長得圓鼓鼓的，肚子腆了起來。他用手接過斯契夫勒畢恭畢敬遞過來的灰色禮帽戴在頭上。這時她注意到，六年前曾如此打動她的那些完美無缺的手指現在短短的，像一根根半截香蕉。
「那麼，吉恩的事後來怎麼樣了？」我問蘇菲。我又一次覺得我必須知道。在她告訴我的所有事情中，吉恩的命運最令我焦慮不安。(我想我一定把她偶然提到的伊娃的死裝進了腦子，然後又拋到了腦後。)同時我也漸漸明白，她很頑固地把這件事從她的故事中滑過去，似乎對它有所顧慮，彷彿對她來說那是無以復加的痛苦。我對自己的性急有些不好意思，我並不願意觸及她記憶中的這塊傷疤，但某種直覺告訴我，她已經準備揭開這個秘密了，所以我盡量巧妙地引出她的話。這是那個週日，裸泳後的幾個鐘頭，夜色已晚，們坐在楓苑的酒吧。因為已接近午夜，又是安息日即將結束之時，安靜的酒吧裡幾乎只剩下我們兩個人。蘇菲有節制地和我一起喝著啤酒。她已一直不停地說了很久。在她停下來，看看表，說該回粉紅宮了。「我還得搬家，去我的新住地。」她說，「明早我必須走。我得回布萊克斯托克醫生那兒去上班。天哪，我已忘了我是個職業女性。」她看起來很困乏，低頭注視著那塊珠光閃爍的奧米茄金錶，是內森送給她的，「三、六、九、十二」四個數字上鑲著四顆小鑽石。我正在盤算它價值幾何，蘇菲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說：「我不該保留內森送給我的這些貴重東西。」她的聲音重又充滿新的哀傷，但與回憶集中營時的語氣不同，或許有更多的傷感。「我想我應該把它們收起來，因為我再也看不到他了。」
「你為什麼不保留它們？」我說，「他已經送給你了。看在上帝的份上，留下吧！」
「這會使我一直想著他。」她傷感地說，「我仍然愛著他。」 「那就把它們賣了。」我說，心裡有些煩躁，「他活該。把它們送到當鋪去。」
「斯汀戈，別這樣說。」她的話裡並無不滿的意味，接著又加上一句，「總有一天你會明白什麼是愛。」又一陣令人厭煩的斯拉夫式憂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