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我在蘇菲講述這些事情時對一些細節糾纏不休，不停地問這問那，仍然不能得到她童年和青年時期的完整印象，不過有些事情已相當清楚了。她為父親的服務是完全徹底的，絕對地效忠。對此她沒有任何異議。從小到大，對父親的尊敬就是天經地義之事。這已溶入她的血液，與她的波蘭天主教的信仰融為一體。她從未有過什麼不滿。事實上她承認說，她甚至很樂於這種奴僕式的服從。她每天說著：「好的，爸爸。」「不，謝謝，爸爸。」她必須時時小心，隨時表現出內心的尊敬，與母親一起儀式般地侍候著父親。她還承認說，她可能是一個受虐狂。畢竟，即使在她最痛苦的回憶中，她也不得不承認他實際上對她們倆並不是真的殘忍；他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幽默感，並且，儘管有時很冷漠、威嚴，偶爾還是會賜給她們一點點獎賞。為了保持幸福快樂的家庭氣氛，這個暴君不可能表現得完全不寬容。 也許正是因為這些才緩和了家庭氣氛，使蘇菲得以完成法語學習(他認為它是一門衰頹的語言)，使她的母親能盡情欣賞除瓦格納之外的福赫和史卡拉第之類一名不聞的作曲家的作品，使蘇菲毫無怨言地度過這段絕對服從的婚前生活。此外，作為一個在全校教師中雖有爭議但仍然傑出的人物的女兒(有許多但不是全體同事對教授極端的種族集團觀念表示反感)，蘇菲只模糊注意到父親的政治信仰和狂熱。他將這些與他的家庭隔絕，不過它仍然相當明顯，以致蘇菲在整個青少年時期都不能忘記他對猶太人的痛恨。但在波蘭有一個反猶太的家長幾乎不算什麼史無前例的事。就她個人而言，整日忙於讀書，上教堂，與朋友聚會，瞭解一些時事，看電影(大部分是美國電影)，和母親一起練琴，甚至談一兩段天真的調情戀愛。對於猶太人——這些居住在克拉科夫猶太人居住區的幽靈般的人們，她漠不關心。蘇菲堅持這一點，我仍然相信她。他們與她毫無關係——至少在成為父親的秘書，並開始瞭解他那火一般的狂熱的深度與廣度之前。
她剛滿十六歲，教授就逼著她學打字和速記。他可能早就想好了要使用她，也許他提前開始需要她的服務了。她是他女兒，這一事實無疑增加了方便與信任的程度。在好幾年的時間裡，她都在週末幫他用打字機打出他那些有關專利事宜的雙語信件(有時使用英國產的口述錄音機，但她討厭那玩意，他的聲音變得怪裡怪氣的)，直到1938年十二月前，他從未要求她整理他的那些論文；這些東西由他在大學裡的助教負責處理。因此，當她被拉到這個位置上，用德國速記法記下，然後再用打字機分別打印出波蘭文和德文的文章時，她才明白他那充滿仇恨的哲學觀點。當時，他的激情正像冉冉升起的太陽趨於高潮，她仍記得他不時用充滿激動的腔調，莊嚴響亮地表達著自己的政治觀點。他嘴裡銜著一支雪茄，在那間昏暗的煙霧濛濛的書房裡來回踱步，她則順從而迅速地用準確流暢的德文將邏輯嚴密的觀點速記下來。 他的文風獨特，富有說明力，時而閃現出諷刺的火花。一種融諷刺幽默為一體的辛辣文筆加上極具表現力的德語，使別岡斯基博士在德國埃爾富特的奧林匹亞中心做反猶宣傳時獲得了極高的聲望。(在布魯克林的那個夏天，我有一次敦促蘇菲看門肯的一本著作，此人當時和現在都是我熱愛的作家之一。在我的發現中，最有價值的便是她認為門肯辛辣尖刻的文風使她想起父親那獨特而迷人的風格。)她仔細地記錄著，而他像匹脫韁的馬一樣急促而熱烈地口述著。她打完它們從打字機上取下之後開始快速閱讀，在充滿歷史暗示、辨證假設、宗教規則、法律先例、人類學定理等等在內的火熱的大鍋中，看到了那個有不祥之兆的詞。它重複了好幾遍，讓她著實嚇了一跳並大受打擊。在別岡斯基教授的飯桌上，她不止一次地聽到過這種巧妙的攻擊和圓滑而富有說服力的論調，一如他的其他文章。但令她震驚的是這個字有了發展，他幾次要求她把「徹底消除」改為「滅絕」。
滅絕。如此簡單、明確。既使它像香料一樣巧妙地混在教授那妙趣橫生和旁徵博引的豐富資料中，這個字的意思和全部力量仍像整篇文章的實質一樣令人恐懼。她不得不把它從腦子裡剷除出去。在那個寒冷冬天的每一個週末，她都為父親冗長的檄文工作著。她覺得自己害怕引起父親的狂怒，所以小心翼翼地不弄錯任何一個元音。「滅絕」的真正含義一直橫亙在她心中。這種壓抑的情緒一直持續到一個下著毛毛細雨的週日。那天她拿著打印好的一卷手稿去見她的父親和丈夫卡什莫爾。在貿易廣場的咖啡店裡，她才對他所說的和所寫的，以及她在盲從中所幹的事感到震驚。「滅絕。」她大聲說道。她呆呆地想，他的意思是他們全都該死。
蘇菲暗示說，如果人們認為她發現自己對父親的仇恨，與發現父親對猶太人的憎恨在時間上相吻合，而且這仇恨在認識到他是一個野心勃勃的猶太人的劊子手後有所增加，那麼無疑會為她的形象增添一點光彩。但這兩種認識的確是幾乎同時出現的。蘇菲告訴我(我相信，就像我常常相信她那樣，是出於一種直覺)，她已在感情上作好了準備：她不會再盲從於父親；而且，即使教授對期待中的大屠殺隻字未提，她也很可能以某種方式做出同樣的反應。但她告訴我說，她不敢肯定自己能做到這一點。我們在此談論的有關蘇菲的主要真相，我認為足以證明她有著敏感的本性。許多年來，這種本性掩藏在對父親畸形的充滿仇恨的痛苦中未能暴露，而現在，她像一個被他的理論毒汁所淹沒的生靈一樣，本能地做出震驚和恐懼的反應。她把手稿緊緊抱在懷裡，急急忙忙地穿過雨霧朦朧、燈光昏暗的街道，朝她的新發現走去。
「那天晚上，父親在貿易廣場的一家咖啡館裡等我。我記得那天又冷又濕，天空飄著雨夾雪，感覺就要下雪了。我的丈夫卡茲克和父親一起坐在桌邊等我。我到得很晚，因為我整個下午都在打那篇東西，它比我想像的要長得多。我怕極了，怕父親因我的遲到而發怒。所以我匆匆忙忙做完一切，我想你要說那是匆忙趕活。還有印刷商——他將印刷那本小冊子的德文版和波蘭文版——將在咖啡館和我父親碰面，取手稿。在他到來前，父親打算在咖啡桌旁再修改一下手稿。他改德文稿，卡茲克檢查波蘭文稿。事情本該是這樣的。可我到得太遲了。當我趕到那兒時，那印刷商已經和他們一起在那兒等我了。我父親非常生氣，儘管我一再道歉，我敢說他還是怒氣難平。他一下子從我手裡搶過手稿，命令我坐下。我坐在那兒，感覺胃一陣痙攣。我太怕他發怒了。真怪，斯汀戈，你是如何記住某些事情的細節的。我的意思是說，我父親喝茶，卡茲克喝斯利沃維茲白蘭地，那印刷商——那人我以前見過，叫羅曼-塞恩季維齊，是的，就像那位著名作家的名字——喝伏特加。我之所以記得這麼清楚，是因為父親喝的茶。你知道，我工作了一個下午，累得精疲力竭，此時我最想要的就是一杯茶，像父親喝的那種，但我不能自己要，絕對不行！我記得我盯著茶壺和他的茶杯，一心盼望也有這樣一杯熱茶。如果我沒有遲到的話，父親肯定會賞我一杯茶的，可他現在對我相當生氣，根本沒提喝茶的事，所以我只好坐在那兒，看著自己的手指甲。這時，我父親和卡茲克開始看手稿。
「整個過程持續了好幾個小時。那個印刷商，塞恩季維齊——他胖胖的，蓄著小鬍子。我記得他老是發出咂咂聲——和我談了些天氣之類的話，但大多時間我都緊閉雙唇，坐在那張冰冷的桌旁，像渴死鬼似的渴望一杯熱茶。父親終於從手稿上抬起頭，瞪著我說：『誰是聶維爾-張伯倫？竟然如此熱愛理查德-瓦格納的作品？』他嚴厲地看著我。我完全弄不懂他在說什麼，只知道他很不高興，對我很不高興。我不明白，於是我問：『你說什麼，爸爸？』他又重複了一遍，這次說到聶維爾時用了重音[1]。我突然明白我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因為有一個英國作家叫張伯倫，我父親在文章裡多處提到他，以支持他的哲學觀點。我不知道你是否聽說過他，他寫過一本書叫——噢，唔，我想英文名字應該是《十九世紀的基石》，裡面充斥著對德國的狂熱和對理查德-瓦格納的崇拜，以及對猶太人的無比仇恨，說他們玷污了歐洲文化什麼的。父親對這位張伯倫十分敬仰。這時我才明白，當他口述這個名字時，我無意識地把聶維爾-張伯倫的名字寫了上去，而且重複了一遍又一遍；而不是休斯頓-張伯倫，那才是仇恨猶太人的張伯倫。我當時害怕極了，因為稿子裡到處都是這個錯誤，連腳注和目錄也未能倖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