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人一到奧斯威辛便會被搜身，所以很少有人能保留自己原來的財產。但由於場面混亂，時而有矇混過關的情形出現，如果幸運的話，間或有人可以留下少量的珠寶和衣物。蘇菲乘一個黨衛隊衛兵不注意時，利用自己的機敏留下了一雙雖已破爛但還能穿的皮靴。這是她在克拉科夫的最後日子裡僥倖保留下來的。其中一隻的襪墊裡有一條裂縫，那天她站在霍斯那間斜頂閣樓等司令官時，那裂縫中便裝著一本污跡斑斑但字跡清晰的小冊子，十二頁，四千多字，封面的題詞是：「波蘭的猶太問題：國家社會主義有答案了嗎？」蘇菲一直在嘮嘮叨叨地向我講述她是如何在寬鬆、富裕的環境中長大成人的，這或許是她最沒設防的地方(同時也包括她奇怪的謊言)。她不僅欺騙了我，我肯定她也騙了內森，但只有一件事她無法隱瞞下去。為了證實她與司令官的交往，我才知道了這件事。那本小冊子的作者是她的父親，滋畢哥尼-別岡斯基教授，克拉科夫雅基羅尼大學傑出的法學教授，卡羅瓦、布加勒斯特、海德堡和萊比錫等大學的榮譽法學博士。
她向我承認說，對她來說，講出這些是很不容易的。她咬緊嘴唇，手指神經質地撫弄著那張蒼白的臉龐。要揭破自己的謊言相當難，尤其是她已巧妙地塑造了一個完美、正直、正派的父親形象，一位對即將來臨的恐怖愁眉不展的極好的一家之長，一個在俄國殘酷的迫害運動中勇敢地營救過猶太人而被罩上人道主義光環的自由主義者；而現在，她卻必須揭露他的真相。當她對我說這些時，神思恍惚，聲音異常激動。她撒謊了！她不得不承認她講的有關父親的事都是彌天大謊，以致她講的其他事情的可信度也受到懷疑。但有一點，她編造的這個可憐的謊言不過是一道屏障，一道隔在她所喜歡、關心的人(比如我)與那令人窒息的罪孽感之間的毫無希望的脆弱的防線。她問我，當我明白事情的真相和她編造的謊話之後，還能原諒她嗎？我拍拍她的手說，我會的。
她繼續往下說，除非瞭解她父親的真實故事，否則無法理解她與魯道夫-霍斯的這件事。以前她並未在所有問題上向我撒謊。她堅持說，在描繪那田園詩般的孩提時代時她並未說謊：包括她住過的那棟房子，寧靜祥和的克拉科夫——兩次大戰期間的一個溫暖安全之所，以及由母親——一個開朗、可愛的婦女營造的甜蜜溫馨的家庭氣氛。僅僅從繼承了母親對音樂的熱愛這一點上，蘇菲對母親的記憶便飽含感情。想像一下二三十年代西方世界中任何一個大學教授悠閒自得的家庭生活吧——儀式般的茶會，晚間的音樂會，夏日到鄉間出遊，和學生共進午餐，年中去意大利休假，到柏林和奧地利的薩爾茨堡度年假[1]——蘇菲那時的家庭生活，文明氛圍，安寧甚至快樂的生活場景如現眼前。但這幅美景背後卻一直懸著一層令人窒息驅之不散的陰雲，玷染了她的童年及青春。這便是因為她的父親——一個對全家人嚴加管制的暴君的存在。尤其是對蘇菲的支配相當固執，毫不變通，卻又精明微妙，不露痕跡。直到蘇菲長大成人後，才意識到他的一切令她厭惡至極。
生活中常會出現這種情形：當一個人對另一個人埋藏已久的感情——無論是被壓抑的仇恨還是瘋狂的愛——突然清晰地浮上意識的表層時，可能會導致身心巨變，令人刻骨銘心，永難忘懷。蘇菲說，她絕不會忘記那一時刻——對父親的憎恨浮上心頭，把她捲入一種灼人的熱浪。她不能說話，幾乎窒息而亡。
她的父親高大、健壯，常穿一件齊膝長的禮服大衣，裡面襯著一件大翻領襯衫和寬幅領帶。衣著是老式的，但在那時的波蘭不顯得怪異。他的臉屬於典型的波蘭型：高而寬的顴骨，藍眼睛，厚嘴唇，寬大的鼻子往上翹著，頭戴一頂可愛的緊扣在頭上的小帽。他蓄著兩道絡腮鬍，一頭漂亮的淺色頭髮平整地向後倒伏。兩顆銀假牙對這付好形象有一點損壞，但只有他大張著嘴時才會如此。他是一個公認的花花公子，舉止荒唐得有些過分，但在學術界的較高聲望使他免受奚落。儘管他持極端觀點，在右翼分子中也顯得過於保守，但仍廣受尊敬。他不僅是一位法律教師，還是一位時常出庭的開業律師。在國際專利法領域——主要涉及德國與東歐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他建立起了至高無上的權威；而他所獲得的豐厚報酬也以一種完全合法的方式，使他過上了比他的同事們更富裕的家庭生活——儉約中的優雅生活。這位教授還是一位正式的天主教徒，雖然並不狂熱。
蘇菲以前告訴我的有關她父親的青年時代和受教育狀況顯然都是真實的：早年在維也納，弗朗茲-約瑟夫點燃了他親日耳曼的激情，他認為歐洲應由泛德意志精神和理查德-瓦格納精神來拯救。這是一種純潔而忠貞不渝的愛，足以與他對布爾什維主義的憎恨相匹敵。貧窮落後的波蘭(蘇菲常聽他這樣說)如何才能擺脫機械的一朝接一朝屈從於外來統治者、此時仍處於共產主義反基督主義者控制之下的歷史——尤其是被粗俗野蠻的俄國人統治——找到拯救之路呢？除了將神話般的光榮傳統和二十世紀的高科技技術有效融為一體的德國，誰能創造將音樂和新型高速公路融合起來的嶄新和優雅的波蘭文化？對散漫而無組織的波蘭而言，還有什麼比實用而又具有令人激動的美學色彩的國家社會主義更好的民族主義呢？
這位教授既不是自由主義者，更不是社會主義者——蘇菲剛開始時就是這樣對我說的。他是一個叫國家民主黨的反動政治小團體的積極發起者，這個組織的信念之一便是反猶太主義。在二十年代初期，這種思想在大學校園裡影響至深，人們狂熱地對國際共產主義與猶太人等而視之，對猶太人的身份和簽證詳加盤查，對猶太學生實行暴力。作為黨內溫和派的成員，別岡斯基教授顯示出他非凡的才能，在三十歲時便出了名。他寫了一篇抨擊這些暴行的文章，發表在華沙一家主要的政治性刊物上。很多年後，這一點仍讓蘇菲覺得不解。她無意中讀到這篇文章時，心想他是否受到了激進的烏托邦人道主義的刺激。當然她完全錯了——就像她聲明她父親仇視馬謝爾-畢蘇斯基的暴政一樣完全錯了；或者說她被迷惑了(這是她對我說的又一個謊言，她為此深感愧疚)。她父親曾一度激進，在二十八九歲時曾希望波蘭能實行集權主義。他確實憎恨馬謝爾，但她後來得知，他恨的是這位獨裁者出爾反爾的矛盾行為和他頒布的一道又一道對猶太人實行保護的敕令。這位教授因此深感痛苦。1935年，畢蘇斯基死後，對猶太人權利的保護法律失效，波蘭猶太人又一次面臨恐怖威脅。別岡斯基教授又一次磨拳擦掌。不過他變得沉穩老練，加入了一個重新復活的法西斯組織——國家激進黨，該組織在波蘭大學的學生中開始取得領導地位，教授(現在他開始發號施令了)告誡大家要節制，像以前那樣在學校或街上不要動用武力。這種現象已開始出現。但他對暴力的反對與其說是基於思想認識，不如說是出於一種邪惡的策略。在這篇文章最明顯的地方，完全可以看出一種思想緊緊纏繞著他！他開始從各個行業——首先是學術機構中——對全面清除猶太人的必要性做系統的哲學探討。
針對這個問題，他開始奮筆疾書，在波蘭和德國不停地寫，然後向波蘭一些著名的政治和法律期刊，以及波恩、曼海姆、慕尼黑和德累斯頓等德國的文化中心城市的期刊大量投稿，其中一個主題便是「多餘的猶太人」。他詳細地論述了「人口轉移」和流放等問題。他是波蘭政府派往馬達加斯加探查解決猶太人遷居問題的考察小組成員之一。(他給蘇菲帶回一付非洲面具，讓她想起他那曬得漆黑的皮膚。)雖然他仍堅持不用暴力，但開始出現動搖，並堅持認為應果斷採取解決該問題的迅速有效的具體方法。教授的生活中已賦有某種瘋狂的色彩。他成為種族隔離運動的領導人物，並首創用「猶太凳」固定猶太學生的做法。他是經濟危機敏銳的分析家，他在華沙作暴力煽動演講。他狂怒地說，在經濟蕭條時期，那些異己分子猶太人有什麼權利與老實巴交的波蘭人競爭，像洪水一般從各地湧進城市？1938年末，他的激情達到高潮。他開始創作他的傑作，就是前面提到的那本小冊子，他在裡面第一次嘗試性地提出——小心翼翼地，用旁敲側擊和閃爍其辭之法——他的觀點：「徹底消除」，不無含糊、猶豫，但清晰無誤。不用暴行，徹底消除。在這期間，蘇菲有幾年的時間為父親服務，僕人似的做一些輔助性的秘書工作，記錄他的口述。她順從地工作著，像所有教養有素的波蘭女孩子那樣對父親絕對服從。她耐心地默默地做著，一直到1938年冬天，才將他的手稿《波蘭猶太問題：國家社會主義有答案了嗎？》整理打印完畢。她明白了，或許我應該說，她開始明白她父親在幹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