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他的早期生活可以用一言概之。1900年出生，與托馬斯.沃爾夫同年，癡迷於相同的口號："啊，迷茫，風吹走靈魂，帶來悲傷……"霍斯的父親是一名退伍的德國陸軍上校。父親想讓他成為一名神學家，但一次大戰爆發了，霍斯那時還只是個十六歲的孩子，便參了軍。他參加了中東土耳其和巴勒斯坦的戰鬥，十七歲時便成為德國武裝力量中最年輕的未授軍銜的軍官。戰後，他加入了一個國家軍事小組，1922年遇見了後來影響並束縛他一生的阿道夫.希特勒。霍斯很快折服於國家社會主義的理想以及它的領導人，成為一名狂熱的納粹黨的正式成員。他很快便實施第一次謀殺。這也許並不令人覺得奇怪。他被判入獄。從那時起，他便知道謀殺將是他一生的職責。受害者是個教師，名叫卡多，一個自由政治派別的頭兒。納粹認為這個組織對他們有威脅。服刑六年後，霍斯流落到一個叫布魯斯特嚓夫特的鄉村當了農夫，並在那兒結了婚，生了五個孩子。那兒靠近多暴雨的波羅的海，霍斯整日身處大片成熟的大麥和小麥中，日子便這樣沉悶地過了好幾年。他需要一種更刺激的生活。這個願望終於實現了。那是三十年代中期，在布魯斯特嚓夫特，他遇見了從前的一個老朋友，海因裡奇.希姆萊，他輕而易舉地說服霍斯扔下了犁和鋤頭，去體驗黨衛軍可能給予的那種令人愜意的快感。而希姆萊(從他的自傳中可以發現，他本人便是一個謀殺和行刺的狂熱愛好者)相信，霍斯十分適合他意想中的重要工作。在接下來的十六年裡，霍斯不是在集中營中當司令官，便是做著與之相關的上層工作。到奧斯威辛之前，他最重要的職位是在達考開始的。
霍斯與一個人的關係發展最終促進了事業的輝煌。此人很快將成為他的上司：他便是阿道夫o愛希曼。愛希曼培養和開發了霍斯的天才與智慧，這些後來在《殺人的藝術》中得以充分體現。1941年，愛希曼開始感到猶太人問題成了一個麻煩。這不僅是因為這項即將來臨的任務規模巨大，而且還因為"最後解決"面臨很多困難。直到大屠殺開始前，集體滅絕是由黨衛軍在小範圍內實施槍殺，但這樣做導致血污遍地，很難處理且效率極低；要麼就是把一氧化碳灌入密封的房間，不過這種方法的效果同樣很差，而且太費時間。正是霍斯發現了一種叫裁格龍B的氫化物具有非常強的殺人威力。在對比克瑙和奧斯威辛大量出沒的老鼠及其他害蟲身上進行實驗後，發現效果極為理想，於是他向愛希曼建議用這個方法實施大屠殺。愛希曼對此讚不絕口，迫不及待地採納了這個建議，儘管他後來否定這一點(為何每個實驗者都如此保守，真令人難以明白。美國某些州用此物實施死刑已達十五年之久)。霍斯在九百個俄國俘虜身上做實驗，發現這種毒氣可以迅速致人死亡，是十分有效的殺人武器，此後它被擴大用於各個種族的無數的新老犯人的滅絕，但在1943年四月上旬以後只施用於猶太人和吉普賽人身上。霍斯還發明了一種小範圍佈雷區和高壓電網，用來防止囚犯逃跑。還有，一隊生性兇猛的純種阿爾撒森狗在他的訓練下成了"職業殺手"，專司將違規犯人撕成碎片之責。這就是眾所周知的"狗員班"。霍斯興奮之餘也不無沮喪。因為那些狗在被訓練得凶殘無比的同時，也變得懶散和難以控制起來，並且都能十分老練地找到一個難得的僻靜角落去睡大覺。但總的說來，在很大程度上，他那種極富創造力的點子已足夠成功。可以說，繼考科、艾爾利希和瑞金斯等人於十九世紀後半葉致力於對德國文化全盛時期的醫學面貌的改善之後，霍斯以一種純粹的歪曲賦予集體屠殺一個全新的概念。
從歷史及社會學的意義上看，我們必須指出，戰後在波蘭和德國的審判中，與霍斯一起受審的奧斯威辛及其他集中營的黨衛軍爪牙屠夫們，只有一小部分有軍人背景。然而，這並不令人特別吃驚。軍人可以犯下令人髮指的罪惡，現在在智利、希臘等地的證人們都能證明這一點。一種自由的謬論認為，軍魂等同於真正的罪惡，並認為那是將軍或上校們的特權；而軍隊中常犯下的挑釁，浪漫，富有戲劇性的令人激動和興奮無比的罪惡往往是第二流的。真正的罪惡，奧斯威辛的令人窒息的模糊、單調、令人噁心的罪惡，幾乎全是平民犯下的。我們可以發現，在奧斯威辛和比克瑙的黨衛隊裡幾乎沒有真正的職業軍人，而是由德國社會各個階層的人士組成。他們中有侍者，麵包師，鐵匠，餐館老闆，醫生，會計，郵差，女傭，銀行職員，護士，鎖匠，消防員，海關官員，法律顧問，樂器製造工人，機械技術人員，圖書管理員，貨運公司老闆……等等等等，還有許許多多來自各個普通地方和人們熟悉的各個行業。這裡需要加注一句，猶太人最偉大的歷史清算者，充滿智慧的海因裡奇o希姆萊，只是一個養雞專業戶。
所有這一切並未被真正揭露出來：在現代社會，當局將大部分危害歸咎於軍隊。而對霍斯來說，他似乎有些不同尋常，他在奧斯威辛之前的生涯中既從事農業又曾奔赴戰場。證據顯示，他非常樂於奉獻；嚴格地說，他有一種執著而不屈的精神，有著任何一個好士兵不可動搖的對信念和職責的絕對服從。這些使得他的回憶錄蘊含著一種悲涼的說服力。去讀一讀他那可惡的自白吧，人們可以相信霍斯在表白他的迷茫和憂慮時是真誠的，甚至於他在毒氣室、焚屍爐或是進行"選擇"，以及執行這一切時的那種暗地裡的動搖也是真誠的。正如霍斯所寫，在這種種疑慮的背後，潛伏著一個十七歲男孩的身影，那是另一個時代的軍隊裡一個年輕的一級下士的靈魂。那時的普魯士人所遵循的原則是光榮、驕傲和紀律嚴明。那男孩在成年人深陷其中的那種不可言喻的墮落面前目瞪口呆。但那是不同的年月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德國。隨著歲月的流逝，那男孩的純真被流放到天邊，榮譽消逝了，迷茫和懷疑也消失了。隨著這位前黨衛軍支隊長不倦地揮毫灑墨，無情的權威、職責的感召和絕對的服從，便成為他對自己野獸般行為所做的辯護。
但這段平靜的陳述仍令人信服："我必須強調一點，那就是我本人並不仇視猶太人。的確，我僅僅把他們看作人民的敵人。但正是因為這一點，我從未把他們和別的囚犯區別對待。在任何情況下，仇恨與我的本性都是格格不入的。"
在那樣一個處處是焚屍爐的環境中，仇恨是氾濫成災的激情，它與單調平凡乏味的任務的性質無法共存。尤其是當一個人被所有令人心煩意亂的情感弄得精疲力竭的時候，對命令的懷疑便成為空談，於是他毫不猶豫地執行命令："在1941年夏天，元首的衛士希姆萊命令我在奧斯威辛作好大屠殺準備，並且指示我必須親自參加這次最後解決行動。我對這次行動的規模和後果沒有絲毫的想法。這肯定是一個非同尋常而駭人聽聞的命令。然而在我看來，最後解決方案背後的理由卻是正確的。當時我並沒有什麼考慮：我接到命令，我將要執行它。至於這次最後解決是否必要，我不讓自己發表任何意見，因為我沒必要管那麼多。"
於是大屠殺開始了。就在霍斯那雙細長、專注然而冷酷無情的眼皮底下開始了："我必須對整個事件保持冷淡，儘管那對任何一個但凡有一絲情感的人來說都是觸目驚心的。我肯定不能掉過頭去看別處，惟恐流露我的感情。當母親們看見她們的孩子被送進毒氣室，呼天搶地地哭喊時，我必須冷靜地觀看這一切……
"有這樣一幕，兩個幼小的孩子在專心玩著一個遊戲。他們的媽媽來拉他們走時，他們怎麼都不肯，就連特別支隊的執行人員都不忍帶走他們。那母親顯然知道即將發生的事，我永遠忘不了她眼裡的哀求神情。已經被關進毒氣室的人們開始騷動起來，我必須做出決定。每個人都在看著我。我對值日的下士點頭示意，他用胳膊一邊夾著一個又哭又叫的孩子，把他們送進了毒氣室，當然他們的媽媽也和他們一起。她默默地流著淚，神情是那樣的哀怨動人。我的同情心大發，恨不得趕緊從那兒消失，然而我卻不能流露出絲毫的情感。(阿蘭道寫道：所有正常人在先天性的動物同情心的影響下都會產生肉體的痛苦，問題是如何克服意識中的這種同情。常用的方法……十分簡單而且有效：轉移這種本能，調整它們指向自我。於是兇手不會說：我對這些人幹了多麼可怕的事啊！而往往是說：我不得不履行職責，執行命令，去看這些可怕的事情。我簡直不堪重負了！")我不得不看著所有的一切。我必須一小時一小時地，沒日沒夜地看著屍體搬運和焚燒，以及撥下牙齒、剪掉頭髮等等令人恐懼的沒完沒了的全過程。我不得不在大堆大堆的屍體被拉出焚燒惡臭熏天的地方堅持到最後。
"我還必須通過觀察孔觀察毒氣室裡的死亡全過程，因為醫生們要求我這樣做……元首的衛士把各個階層的代表以及黨衛軍的軍官們派到奧斯威辛，這樣他們就能親眼目睹對猶太人實施最後集體解決的全過程……他們反覆詢問我和我的手下，如何能持續觀看這種作業，又是如何忍受下來的。我的回答一成不變，那就是鋼鐵般的意志。我們必須執行希特勒的命令，必須使人類的所有情感硬如堅冰。" 但即使是花崗岩也會被此情此景所溶化。震動，沮喪，憂鬱，焦慮，懷疑，內心的震顫，無法理解的痛苦[1]，所有這一切壓倒了作為兇手的霍斯，使他產生了一種逃跑的衝動。他陷入一種境地，一種超越理智、神智、信念的惡魔境地。然而他的聲音卻充滿悔恨與哀傷："自從奧斯威辛大屠殺開始之後，我便不再有快樂……如果受到某件事情的觸動，我便害怕回到家裡去面對我的家人。我會一直騎著馬到處遊蕩，直到我忘掉那些情形。在夜晚我常去馬廄，在我心愛的馬匹身上尋求慰藉。當我看見我的孩子們歡快地遊玩，看見我妻子高興的樣子，我總會想，這幸福會持續多久？我妻子決不會明白我的這些陰暗的情緒，她只會認為這是我的工作不順心所致。當然，我的家人在奧斯威辛得到很好的照顧。我的妻子和孩子們的每一個願望都得到滿足。孩子們過著自由自在的生活。我妻子的花園簡直是一個鮮花的天堂。犯人們決不會錯過任何一個向我的妻子和孩子們表示友好以引起他們關注的機會。還沒有一個犯人說過在我家裡受到過任何的不良對待。我妻子總是很樂意給任何一個與我家有一點點關係的犯人送一件禮物。孩子們也常為犯人們向我討要一支香煙。他們尤其喜歡那些在花園裡幹活的犯人。我們全家都對農活、動物由衷地熱愛，每個週末我都會穿過農田去馬廄看看。我們也會到養狗場瞧瞧。我們的兩匹馬和一頭馬駒非常可愛。孩子們總愛把它們帶到花園裡。犯人們總要帶些小動物給他們，比如烏龜、貂、貓和蜥蜴什麼的，他們總能在那兒發現一些新鮮有趣的玩意兒。夏天他們在花園的池塘或索拉河裡戲水。但他們最高興的還是他們的爸爸能和他們遊玩，可他卻幾乎沒有時間給孩子們帶來快樂……"
1943年初秋，蘇菲來到了這座令人陶醉的村舍。當時正值夜晚，從比克瑙焚屍爐裡冒出的滾滾濃煙使位於一百公里之外的克拉科夫的德國司令部焦躁不安，他們擔心焚屍爐的熊熊火光會引來敵機的襲擊。白天，焚屍爐產生的黑色煙霧已將那金色秋天裡的陽光完全遮掩。花園、水池、果園、馬廄和作籬笆的灌木叢中瀰漫著無從消逝的人肉燃燒形成的霧靄。我已記不得蘇菲是否告訴過我有關霍斯陳述的真實性。她在司令官家中作短暫停留時，正如他所聲明的那樣，像別的犯人一樣沒有受過任何虐待，儘管這事到頭來並不值得慶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