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沉默了好一會才告訴他："我為一個醫生工作，每日半天。我做他的接待員。"
"醫生？"他說，顯得十分好奇，"什麼樣的醫生？" 她意識到要說出那個詞十分困難，但終於還是開口說："他是一個……一個按摩醫師。"
蘇菲幾乎可以看到，他聽到這話時全身一震："按摩醫師？一個按摩醫師！難怪你有這麼多麻煩！"
她發現自己只能找出一個笨拙無力的借口。"他是個好心人……是那種你們叫做……"突然她改用依地語說，"一個好人。他的名字叫布萊克斯托克。"
"好人？好人？"他說，露出一付厭惡的神情，"像你這樣的姑娘，卻為一個騙子工作……"
"這是我能找到的惟一的工作。"她打斷他的話，"我剛到這兒時，這是我能做的惟一的事兒！"她感覺自己有些氣惱，而且無論是她說的話還是說話的口氣都讓內森有些後悔。他趕忙道歉說："我明白。我不該那樣說。這與我毫不相干。"
"我想要找個好一點的工作來著，可我沒什麼本事。"她平靜地說道，"我很小就開始接受教育，但並沒有完成學業。你瞧，我不是一個完整的人。我曾希望當教師，成為一名音樂教師，可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便成為這家診所的接待員。這沒什麼不好，真的！儘管我也希望將來能幹點更好的事情。"
"很抱歉我剛才那樣說。"
她看著他，他還在為剛才說的話感到不安。這讓她很感動。在她的記憶中，她還從未遇上能一下子吸引住她的人。內森身上有一股強烈的吸引力——他充滿活力，沉靜，有一種不自覺的權威神態；他善於模仿，大談烹飪和醫學，如此等等，都讓蘇菲覺得是對她的健康的關心的一種掩飾。而他那極易出現的窘態和笨拙的自責，在某些方面令她聯想起小男孩。她希望他能再撫摸她一下，不過這念頭一閃而過。他們就這樣默默地坐在那兒。外面街上一輛汽車開了過去，天開始下起小雨，遠處教堂的鐘聲響了幾下，洪亮的鐘聲打破了布魯克林仲夏夜的寧靜。曼哈頓上空傳來隱約的雷聲，天色暗了下來。蘇菲擰亮了桌子上孤獨的檯燈。
或許是因為天使般的酒，或許是由於內森無拘無束地坐在那兒的沉靜，蘇菲感到一陣不安，趕快接著剛才的話題說下去。說著說著，她發現自己的英語越來越流暢，就像有了一個效果極佳的嚮導。這令她驚奇極了。"你瞧，我來這裡時一無所有，所以我覺得自己不完整。你看這房間裡所有的東西，都是新買的美國式的書籍和衣服，沒有一件東西是從波蘭帶來的，沒有一件是我小時候用過的東西。我甚至沒有一張原來的照片。我覺得十分遺憾的是弄丟了一本相冊。如果它還倖存的話，我可以給你看很多有趣的東西，比如說戰前的克拉科夫是什麼樣子。我父親是個大學教授，很有攝影天才——是個業餘愛好者，但卻很出色，眼光十分敏銳。他有一架十分昂貴的令人羨慕的尼康相機。我記得他拍的最好的一張照片就在那本相冊裡，是我和媽媽在鋼琴旁的合影，我難過的是它被弄丟了。我那時大約十三歲，我們當時可能是在合奏一首練習曲。我記得我們看起來很快活——媽媽和我。不管怎麼說，現在那張照片成了我回憶中的一個象徵，代表著曾經擁有卻永遠失去的過去。"她停下來，心裡默默地為自己流暢的表達而高興。然後她抬眼看著內森："你一定已經知道，我並不可憐我自己。世上還有比不能完成學業糟得多的事情。如果那就是我曾失去的一切，我應該很知足了。不過，如果能實現從事音樂的心願就太好了，但我卻失去了繼續就學的機會。那時我已學習了七八年，以後還不知道能否再學下去。總之，這就是我找不到工作的原因，所以我不得不做現在這樣的工作。"
過了一會兒，他重新開了口，用的是那種可以消除誤會的直截了當的口吻。這讓她重新高興起來。"你不是猶太人，是嗎？"
"是的。"她回答說，"你以為我是嗎？"
"開始我是這樣猜的。在布魯克林大學看不到幾個金髮碧眼的異教徒[1]。後來在出租車上從近處看你，我以為你是丹麥人，要不就是芬蘭人或東斯堪的那維亞人。不過，唔——你長著一付斯拉夫人的臉龐。最後，我認定你是個波蘭佬——請原諒，我想你有波蘭血統。後來你提到華沙，我更加肯定了這點。你是個十分美麗的波蘭姑娘。"
她笑了，感到臉上有些發燙："謝謝您的讚美，先生。"[1]
他繼續說道："不過，這一切多讓人奇怪呀。一個可愛的波蘭姑娘怎麼會為一個叫什麼布萊克斯托克的按摩師工作呢？你又是在哪兒學會依地語的？還有——媽的，你又得容忍我向你打聽了，但你知道嗎，我很為你擔心，我必須瞭解這些事情！最後一個問題，你手臂上的刺紋是怎麼回事兒？我明白你不願說它，我也不願問，但我想你應該告訴我。"
蘇菲把頭靠在那張吱嘎直響的粉紅色椅背上，心裡充滿絕望。她想，也許她明確、耐心、粗略地解釋一下，就可以結束這話題；如果幸運的話，還能滿足他的好奇心。雖然她從未向任何人提起過這件令人傷心的錯綜複雜的事情，但像她這樣嚴密地保守這些已眾所周知的秘密還是有些過分和令人生疑的。在美國，儘管能看到很多公開發表的書籍、照片和新聞紀錄片之類的東西，但人們並不真正瞭解所發生的一切。他們看到的只是一些表面現象。布肯沃德，貝爾申，達考，奧斯威辛等等，一些空洞的無法理解的詞。她很少向他人提起這些事的另一個原因，是傷痛本身。她不願重新撕開舊日的傷疤。她知道在說這些事之前，她都會感到身體上一陣痛楚，就像撕開即將癒合的傷疤或用尚未痊癒的斷腿跳躍一樣。然而，內森只是想幫助她；她明白自己需要這樣的幫助——確實太需要了。她應該把自己的經歷簡要地告訴他。
於是，她開始用一種平靜的不含任何感情的平淡聲調開始述說："那是1943年四月，我被送往波蘭南部一個叫奧斯威茨——比克瑙的集中營。那地方靠近奧斯威辛城。在此之前我住在華沙。我在那兒住了三年，是1940年初，也就是我離開克拉科夫後去那兒的。三年的日子很漫長，但離戰爭結束還有兩年多的時間。我常常想，如果不是因為犯下一個嚴重的過失[1]——請原諒，我該說錯誤，我是能夠安然度過那兩年的。這個錯誤實在太愚蠢了，一想到它我就會恨我自己。我一直小心翼翼，你瞧，我都有些不好意思承認這一點。我是說，一直到那時，我都沒事兒。我不是猶太人，沒住在猶太區，所以不用擔心會被抓走。還有，我也不為地下組織工作。這對我來說太危險了，與當時的形勢有關——我不想談這些。好了，不管怎麼說，我沒從事地下工作，所以不必擔心會被捕。我被抓的原因你可能會認為十分荒唐。我是因為把肉偷偷帶進華沙而被捕的。我從城外的一個朋友那兒弄到一塊肉。那時我們嚴重缺少肉食，所有的肉類只能送到德軍軍營，但我還是冒著危險去弄了一大塊，想給媽媽補一補身體，讓她能快點好起來。我媽媽那時病得很重，得了……你們是怎麼說的？"
"肺結核。"內森說。
"對。幾年前，她在克拉科夫時就得了這病，但當時治好了。後來到華沙後又復發了。你知道，那裡冬天很冷，沒有供暖，沒有吃的，所有的東西都讓德軍拿走了。她病得很嚴重，人人都以為她馬上就要死了。我沒和她住在一起，她住在附近。我想如果我能找點肉食的話，或許能改善一下她的身體狀況。於是在一個星期天，我到一個村莊去買了一塊火腿。這是禁品。我回到城裡時，兩個蓋世太保攔住了我，他們發現了火腿，於是拘捕了我，把我關進蓋世太保在華沙的監獄。他們禁止我再回到我的住所，從此我再沒見到過母親。後來我聽說她在幾個月後便去世了。"
他們坐的地方變得又悶又潮。蘇菲還在講著，內森起身把窗戶打開，一股微風吹進窗來，把那束黃玫瑰吹得輕輕搖晃。這時傳來嘩嘩的雨聲，小雨已變成傾盆大雨。突然一道閃電，照亮了公園草坪的那條小路，好像要將那些橡樹和梧桐撕碎似的，與此同時響起一聲炸雷。內森站在窗戶邊，望著窗外的大雨，背著雙手。"說下去，"他說，"我在聽。"
"我在監獄裡被關了很多天，後來又被押上火車轉移到奧斯威辛。在路上花了兩天一夜的時間，而在平時只須六七個小時就能到達。奧斯威辛有兩所獨立的集中營，一所就叫奧斯威辛，另一所相隔幾公里遠，叫比克瑙。這兩所集中營是不同的，你得弄清楚它們之間的區別，因為奧斯威辛是用來關押苦役犯的，而比克瑙卻只有一個目的，那便是消滅。下火車後，我沒被送到……到……比克瑙，而是……"蘇菲十分懊惱地感到她那冰涼的面頰開始抽痙，她的聲音在發抖，說話變得結結巴巴，但她很快控制住了自己。"我沒被送到比克瑙的毒氣室，而是去了奧斯威辛，去做苦役，因為我還年輕力壯。我在奧斯威辛呆了二十個月。我去那兒的時候，各種要處死的人都被送到比克瑙，但不久之後，就只有猶太人被送到那地方了。那裡死的猶太人太多了。離那兒不遠，還有一所集中營，那是一座巨大的工廠[1]，德國人在裡面生產人造合成塑料[2]，就是橡膠。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犯人也到那兒去幹活，但主要是幫著處理在比克瑙被毒死的猶太人[3]。所以，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犯人大都是德國人所說的雅利安人，他們主要維護修理比克瑙的焚屍爐，也就是幫著殺猶太人。但你要明白，等他們的健康一去不復返，精疲力竭[4]，成了廢人[5]之後，他們也將被處死，要麼被槍斃，要麼被送進比克瑙的毒氣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