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是太傻了，斯汀戈，像我的叔叔斯坦尼斯羅一樣傻。他是我父親的兄弟，是波蘭騎兵部隊的上校。他是我最喜歡的叔叔，對生活充滿希望，一直很樂觀。他對波蘭始終有一種天真的自豪感，好像波蘭從沒長時間地被普魯士人、奧地利人、俄國人佔領過，和英國、德國或別的什麼國家沒什麼不同。他總是穿著那身漂亮花哨的騎士制服來拜訪我們，身上佩帶著馬刀，嘴上蓄著輕騎兵的那種小鬍子，高聲大論，還不停地大笑，說如果德國人敢來與波蘭打仗，他們得到的只會是教訓。父親委婉地與叔叔開玩笑，卡茲克卻直截了當、有理有據地和叔叔爭論起來，問他：如果德國裝甲部隊開著坦克來波蘭，你們騎兵能抵擋嗎？而叔叔總是說，最重要的是地形條件。波蘭騎兵知道怎樣利用熟悉的地形，而德國人肯定會在陌生的地形中失利。這就是波蘭軍隊對德國人的致勝秘訣。你也許知道那次對抗戰中發生了什麼——在不到三天的時間裡，波蘭騎兵一敗塗地！啊，這種充滿紳士風度的民族自豪感真是太蠢了！毫無意義！所有的人和馬！太慘了，斯汀戈！太慘了……
"德國軍隊進駐克拉科夫時，是在1935年的九月。我們都嚇壞了，對發生的一切充滿仇恨。但我們都保持著鎮定，盡可能地把事情朝最好的方面想。剛開始時還不算太糟，斯汀戈。我的意思是說，剛開始那陣子，我們覺得德國人對我們還不錯。他們並沒有像轟炸華沙那樣炸毀這座城市，所以我們覺得有些特別，有一種受到保護、躲過劫難的感覺。那些德國士兵也算行為良好。記得父親說，這證實了他很久以來的一個想法，那就是德國士兵延襲著古普魯士軍隊的良好傳統，即恪守榮譽與正派的準則，所以他們不會傷害或虐待平民。同樣，聽著成千上萬的士兵說德語，也使我們覺得安心。對我們家來說，這種語言像母語一般親切。就這樣，剛開始的那種痛苦慢慢淡了。儘管父親對華沙所發生的事感到焦慮和痛苦，但他說，我們可以照老樣子生活下去了。他說，他不知道希特勒會怎麼對待知識分子，但在其他城市，比如維也納和布拉格，許多教師都被允許繼續工作。所以他認為，他和卡什莫爾也能如此。幾星期過去了，什麼事也沒發生，克拉科夫城還算平靜，我的意思是說，還可以過得下去。
"11月的一天早上，我到聖瑪麗教堂做彌撒，就是我說的那個真人吹號的教堂。在克拉科夫時，我常去做彌撒。德國人來後，我也去了很多次，祈禱戰爭快點結束。這聽來有些自私吧，斯汀戈，但我真的是一心祈盼戰爭盡快結束，我就可以和卡茲克去維也納讀書了。噢，當然還有太多的事需要祈禱，但人總是有私心的。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家人都還安全、自由，所以我希望戰爭快點結束，讓我們重新過上以前的日子。但就在我做禱告時，突然產生一種……一種感覺[1]，是的，一種預感，一種恐怖、可怕的預感。我不知道這恐懼從何而來，但突然間我停止禱告，感覺被教堂裡一股又冷又濕的寒流所侵襲。我猛然意識到，這像閃電一樣襲來的恐怖來自何處。因為我記得，就在那一天早上，克拉科夫地區的新任納粹總督，一個叫弗蘭克的傢伙，讓大學裡的所有教師在校園廣場上集合，要向他們宣佈佔領區必須遵守的新規定。這沒什麼，只不過是一次單純的集合，通知他們那天早晨必須到會。我父親和卡茲克是在頭一天聽說這事的。你知道，這聽起來十分自然、合理，沒人會聯想到其他什麼。但現在，這道閃電讓我感覺出事兒了。我衝出教堂朝街上跑去。
"噢，斯汀戈！我現在告訴你，從此以後我再也沒能見到父親和卡茲克，再也見不到了！我跑啊，跑啊。那地方並不太遠。等我跑到學校時，校門前圍著一大群人。街上已戒嚴，只有一些龐大的德國篷車，還有端著來福槍和衝鋒鎗的一群群德國士兵。那兒設了一道路障，那些德國士兵不讓我過去。正在這時，我看見一個熟人——沃西納教授夫人，她丈夫是化學[1]教授。她一下子撲倒在我的懷裡，歇斯底里地哭喊起來：噢，他們走了！他們被帶走了！所有的人！我簡直不敢相信。但另一個教師的妻子也走過來，哭喊著說：是的，是真的！他們被帶走了！我丈夫斯莫倫教授也被帶走了！我仍然將信將疑。直到看見那些遮得嚴嚴實實的篷車朝西開去時，我才完全相信了，也開始歇斯底里地哭叫起來，接著我跑回家去告訴母親。我們倆抱頭痛哭。母親說：卓婭，他們去了哪兒？他們被帶到哪兒去了？我說不知道。一個月後，我得到消息說，父親和卡茲克都被帶到了奧斯威辛集中營。我們還聽說，他們都是在新年那天被槍殺的，因為他們是波蘭人，是大學教授。另外還有許多教師，我想也許有一百八十多人吧，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沒能回來。這事發生後不久，我們去了華沙。我必須得找工作了…… "幾年後，到了1945年。戰爭結束時，我在瑞典的難民營裡。我總是回憶起父親和卡茲克被殺害的那段日子，回憶我流過的全部眼淚。奇怪的是，在這一切發生後，我再也哭不出來了。這是真的，斯汀戈！我再沒有什麼情感了。我沒有了感情，就像我再流不出眼淚一樣。在瑞典的那個地方，我和一個阿姆斯特丹來的猶太婦女成了朋友。她對我很好，尤其是在我企圖自殺的那段日子。我用玻璃片割破手腕，我想我並沒有用太大的勁兒，所以沒流多少血。那年夏天，我們在一起談了很多，她也曾在我呆過的集中營關過，失去了兩個姐姐。我不知道她是怎麼倖存下來的。那裡有相當多的猶太人被殺，倖存者寥寥無幾。她說一口漂亮的英語。那便是為什麼我要開始學英語，因為我知道也許我要到美國來。
"這老太太是個十分虔誠的教徒，常去她們那兒的猶太教堂禱告。她告訴我，她非常相信上帝。有一次她還問我是不是也相信上帝基督，就像她相信他們的上帝亞伯拉罕那樣。她說，儘管很多猶太人都認為上帝不存在了，但發生在她身上的一切，使她對上帝的信仰更加堅定。我對她說，我以前也相信基督，相信聖母，但經過這麼些年之後，我也像那些猶太人一樣，發現上帝已永遠不復存在。我說，我知道基督早已把臉轉向別處，我不能再向他禱告，向他哭訴。她問我怎麼知道上帝不再看我，我說我就是知道。我知道只有上帝——耶酥，才會允許我所愛的人死去，讓我獨自生活在愧疚之中。上帝已不再憐憫我，關心我。而且他們的死又是那麼可怕，讓我覺得有更多的愧疚，幾乎忍受下去。噢，人類要忍受痛苦，只好忍受…… "斯汀戈，也許你會認為這沒什麼大不了的，但沒和任何人告別就讓他死去，沒有一點安慰和理解就讓他死去，這太可怕了！太讓人無法忍受！我在薩斯赫森給父親和卡茲克寫了很多信，但都被退了回來，上面蓋著查無此人的郵戳。我只是想告訴他們，我非常愛他們，特別想對卡茲克說這話。這不是因為我愛他勝過愛父親，而是因為在最後那段日子裡，我們大吵了一架，吵得很厲害。我們幾乎沒吵過架，不過我們結婚已經三年多了，我想有時拌拌嘴也是很自然的事。不管怎樣，出事的頭天晚上，我們吵了起來。我已經想不起是因為什麼，真的，我對他說：去死吧[1]!。他衝出門去。那晚，我們沒睡在一起。從此以後我再也沒能見到他。我想這就是我無法忍受的，我們沒有親熱地告別，沒有親吻，沒有擁抱，什麼也沒有。噢，我知道卡茲克明白我是愛他的，我也知道他愛我，但一切都那麼糟。我們不得不承受痛苦，因為我們再也不能把這些告訴對方……
"所以，斯汀戈，這麼多日子過去了，我仍然有一種無法擺脫的愧疚感。我也知道這沒有什麼道理的，就像在瑞典時那位猶太老婦人對我說的那樣。她試圖讓我明白，我們的愛才是最要緊的，而不是那次愚蠢的吵嘴。但我還是十分內疚。很可笑吧，斯汀戈。我想我又學會哭了，或許這表明我又是一個人了。是的，一個人。我常常獨自一人聽音樂，那樂曲聲總讓我想起卡茲克和過去的歲月，我便忍不住想哭。有一首樂曲我幾乎無法去聽，因為它總是讓我哭個不停，鼻子塞住，出不了氣，眼淚像溪水一樣嘩嘩直流。那就是我在聖誕節得到的那張漢德爾的唱片，裡面那首《我知道救世祖還活著》的曲子總讓我想哭，因為我的愧疚，還因為我知道我的救世祖並不存在，我的身體早已被寄生蟲殘蝕，我的眼睛永遠永遠看不見上帝……"
我敘寫的這段時間是1947年的夏天，蘇菲對我講述了許多她過去的事情。我命中注定要被蘇菲和內森的情感所誘惑，就像六月裡那些不幸的小蟲子被蜘蛛網罩住一樣。那時，她正在一個叫布蘭克斯托克的醫師開在布魯克林一個偏僻街角的診所裡當接待員。布蘭克斯托克是個按摩師，很早以前從波蘭移民而來。他的病人大多是過去的老移民或新近入境的猶太難民。蘇菲在一個國際救援組織的幫助下來到紐約後，不久就找到了這份工作。起初，布蘭克斯托克(除依地語之外，他還能說一口流利的波蘭語)對派給他的這個年輕女人十分惱火。她不是猶太人，只會幾句弊腳的依地語，還是在集中營裡學來的。但醫師是個好心人，而且毫無疑問被她的美貌所打動，考慮到她的難處，還有她講的一口漂亮的德語，便僱用了她。她太需要這份工作了，她的所有財產就是瑞典難民營發的那些又薄又小的衣服。其實布蘭克斯托克根本無須顧慮蘇菲的語言"缺陷"，沒過幾天，她就能用依地語和病人聊天了，就像她本來就出生在猶太人居住區一樣。她在耶塔公寓租了間便宜的房間，這是七年來她的第一個真正的家。她差不多在找到工作的同時租下了房子。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一週三天工作日，使蘇菲能把她的精神與肉體都支撐下去。同時她還用空餘時間到布魯克林大學的學習班學習英語，以期能夠完全溶入紐約那生氣勃勃、熱鬧非凡的都市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