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托回到辦公室。他腳下踩到一隻信封。信封上註明"密件"。信是從門縫裡塞進來的。信封裡有張字條，是打印出來的，上面沒有簽名，只有一行字：
星期天晚上，為什麼斯塔福博士在你的私人實驗室裡？
初生芥蒂
如果只有在斯塔福在場的情況下才能成功，那麼它不是真正成功的實驗。如果出現那種情況，我必須如何處置這件事？在同一份雜誌上發表聲明說，實驗因為某種不知道的原因無法重複。在克勞斯和其他像他一樣的人看來，那就是我的腫瘤發生普遍理論的終結。那就不是諾貝爾獎的問題，而是關乎我的名譽。
康托進退維谷。這封匿名信究竟是出於專業上的嫉妒、無端的懷疑，還是有什麼更加嚴重的事情，都已經無關緊要。匿名信很可能是星期天總呆在實驗室裡的那八九個人中的某個人寫的。比較穩妥的做法是把斯塔福叫進辦公室來，當面詢問這種指控，然後在沒有他參加的情況下重複那個實驗，萬一失敗了就通知庫爾特-克勞斯。如果那還不行，那他就只好進行預料之中的公開懺悔：在《自然》雜誌上發表一封公開信，聲明撤回康托－斯塔福實驗。聲明的結尾通常是"有待實驗驗證"。根據發表這種撤回聲明的署名，人們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如果只簽康托的名字，所有的人都會懷疑有欺詐行為，如果簽上兩個人的名字，顯得很草率，不負責任。無論是哪一種情況，正式聲明撤回都是一件很可怕的事，猶如穿上讓人恐怖的粗毛襯衣。如果康托這麼做，那他的腫瘤發生假說就將成為癌症研究方面又一個被拋棄的猜想。
迄今為止，康托從來沒有撤回過一篇已經出版的文章；他也從來沒有公開報告在其他地方不能重複的實驗。這種級別的錯誤，儘管是一個年輕的合作者犯下的，永遠也不會被人遺忘。畢竟，康托是這篇文章的合作者；即使他的名字放在最後也沒什麼區別。他仍然要負主要責任。康托不寒而慄地回想起，當初他聽說一位有名望的同事蒙羞時，那被強行壓制下去的歡樂。那是康奈爾大學一位一絲不苟、非常謹慎誠實的教授。當他認識到他合作者的數據有污點的時候，毅然收回了一篇已經出版的影響十分廣泛的論文。康托閱讀了正式的撤回聲明之後，他才對那位教授感到同情，為他驕傲地認為這種事情不可能發生在自己實驗室裡而感到有些自責。
儘管在得失成敗的危難關頭，康托還是決定什麼也不說：既不告訴斯塔福，也不對克勞斯說。通過保持沉默，他認為自己仍然未被任何可能的醜行玷污。然而，沉默只能為他換來一些時間，他必須要麼驗證他的理論，要末放棄。花費幾個星期的寶貴時間，再次重複斯塔福的實驗是不可能的：萬一再次失敗代價太大。放棄也是無法容忍的一種選擇：他的理論實在太完好了。他意識到（他喜歡說完全徹底地感到），它肯定正確。在他看見腳下那封匿名信的指控之前，康托就已經構思了第二個實驗，它能夠提供獨立的佐證。實驗很大膽，卻不像康托-斯塔福實驗那樣直截了當。康托得出結論說，現在情況情況危如累卵，諾貝爾獎根本就顧不上了。康托沒有去尋找氨基酸成份的變化，特別是精氨酸的變化，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核糖核酸——負責合成他的含精氨酸的蛋白質模板上。在他前面是諾貝爾獎，後面是對撤回已經公佈的實驗的恐懼，康托一頭鑽進了他的小實驗室。現在，只要他離開，就把門鎖上，就連上廁所也不例外。
康托突然之間變得不可接近，他同一實驗室裡的人大為震驚，也很煩惱，斯塔福就更別提了。在此之前，大多數學生，斯塔福當然也不例外，私底下都與教授在他實驗室裡做的實驗有關係。康托短暫地到私人實驗室裡做實驗，對此，斯塔福雖然從來沒有公開說過，可在內心深處，早就把它歸結為消磨時間而已（即使不完全是業餘愛好的話）。畢竟，正是教授自己教導他說：只有全身心地投入才會真正有成果。現在，每次斯塔福要求到實驗室裡見康托教授的請求，遭遇到的都只是斯蒂芬妮前所未有的反應。以前她只是揮手讓那個年輕人進去。"我很抱歉，傑裡，康托正在做一項十分重要的實驗。我只能給你捎個口信。"斯塔福發現他以前的優越感沒有了。他不很確定究竟用什麼來替代它。
斯塔福情緒低落地在翻閱最近一期的《生物化學雜誌》。塞萊斯蒂納發現他顯然心不在焉。她朝沙發彎下身去，捋了捋他的頭髮。"傑裡，怎麼啦？"斯塔福看她的表情混雜著深深的內疚和淒苦，她深感震驚。
過去幾個星期裡，她一直在問他類似的問題，可他始終支支吾吾，避而不談。他不屬於那種會輕易向別人傾訴感情的人，他覺得這麼做很彆扭。今天晚上，她有種感覺，覺得他好像有話要說，這也許是個契機：大概是因為她接觸他的方式引發的。
"塞莉，"他悶聲說，欲言又止，眼睛裡含著眼淚。
"別煩惱，傑裡，"她悄悄地說，用手替他抹去眼淚，她克制了想要提問的衝動。"所有的人都有想哭的時候。等你想說的時候再說吧。"塞萊斯蒂納把手臂摟著他，把他的頭靠在她的肩膀上，慢慢地撫摸他的頭髮。
"塞莉，"他聲音很輕地說，"我得承認一件事情：我祖父沒有發心臟病。"
她的手始終有節奏地在他的頭髮上來回撫摸，沒有絲毫異動。"我始終這麼認為。"她很平靜地回答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