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萊斯蒂娜搖搖頭。"你去問吧。下次他來的時候。"她的臉上開始湧現出微笑。"理查德（Richard）寫過情書給你嗎？"
"還沒有。他是那種口頭型的。"
"我打賭他害怕寫在紙上，生怕你撕了。知道你是一位天才的解構主義者，我也會膽怯的。"
"解構主義者?塞莉，沒有遇見我之前，你還根本不知道這個詞的意思呢。"
10天以後，莉亞-伍迪森穿著浴衣，蜷縮在客廳裡唯一一張休閒椅上，喝著她的第三杯咖啡在閱讀。忽聽見大門開了，她從書上抬起眼來。"普賴斯小姐，怎麼早晨9點15分才悄悄地溜進來？你的科學進軍怎麼樣了？"
"正在往床上進軍。我已經筋疲力盡了。"塞萊斯蒂娜經過莉亞坐的椅子時，從她的肩膀上看過去。"你在看什麼書？"
莉亞合上《倫敦書評》。"米切爾（Mitchell）寫的一篇關於文學批評的黃金時代的文章。假如你不知道的話，告訴你這個黃金時代就是眼下。我關於對話主義的研究正是其前沿。看看他關於文學批評是怎麼寫的。"她把翻開的那一頁扔給塞萊斯蒂娜看。"'實驗主義者贊同新的、未經嘗試的、奇異的或者乖張的探索。'不壞吧，嗯？昨天晚上怎麼樣？是奇異的還是乖張的？"
"我正要跟你說這事。"
"真的？"莉亞做出一副色迷迷的眼神。"你終於想要說了。說到性方面的事情，你過於扭扭捏捏了。我洗耳恭聽。"
"莉亞，別開玩笑了。我是認真的。昨天晚上，傑裡問我是否願意和他同居。"
"你怎麼說？"
"我說我要考慮一下。"
"你真的會考慮和他同居？"
"是的，我會的。"塞萊斯蒂娜停頓了一下以後說。"他是一位很正派的男孩，很誠實。他說他愛上了我。此外，傑裡有一點說得很對。我們的研究都剛起步，我們都得拚命工作。他那位康托教授要他做一項極其保密而又時間緊迫的實驗，而瓊和我正準備開始做我們的研究中最困難的部分。他說，保持穩定的關係對我們的科研有好處。"塞萊斯蒂娜說完就沉默了。她最終抬起頭來，看見莉亞的臉，她問："怎麼啦？"
"那誰來教你關於巴赫汀（Bakhtin）的事？"
塞萊斯蒂娜擁抱了一下她的朋友。"你說得對，誰呢？如果我在實驗室裡提起巴赫汀，他們可能會問我：'他的作品發表在哪裡？'一年以前，在沒有碰到你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巴赫汀，或者那些什麼符號論、對話主義、後結構主義，以及你到處亂扔的形形式式的'主義'。我會想念它們的。特別是你，莉亞。"她再次擁抱她。
"這麼說，你下定決心了？"
塞萊斯蒂娜點點頭。"我還沒有告訴傑裡，不過，我已經決定了。"
"塞莉，你為什麼不採取一種兩全其美的方法呢？"
"你什麼意思？"
"你考慮過讓他搬過來和我們一起住嗎？"
"沒有，"塞萊斯蒂娜很茫然。"你不在意嗎？"
"理論上不會。你所要做就是找一張雙人床。我可以節省一些租金。不過，我得先見見他。"
見面最後變成了一場嬉鬧。斯塔福那封跟鮮花一起送來的信被"解構"了。他承認那是從《妓女生涯》裡的一封文藝復興時期的情書上抄錄的，只是改動了一些形容詞。
"塞莉，"莉亞哈哈大笑，一邊讀那封信，"你知道嗎，在你的文藝復興原型裡，你的紅色外衣原本是"教皇的紅色斗篷"，你的豐腴的身體則是'不可思議的'。"她轉向斯塔福，用眼睛探究似地看著他，問："你怎麼會看《妓女生涯》的？"
"我到書店裡面去買艾略特詩集，正好看見它。"他舉起手來制止她打斷他。"我知道你會問：'怎麼會想起來讀艾略特的詩歌的？'康托教授要我讀他的詩歌。"
"我還是有一個問題。"
"好，好，康托教授為什麼建議我去買一本艾略特的詩集？"
"沒錯。即使我現在不搞文學評論，我仍然覺得很好奇，為什麼一位生物學家會建議另外一位生物學家去讀艾略特的作品。"
"康托教授第一次談論一種關於腫瘤產生的普遍理論時，他吟誦了一句詩，深深印在我的記憶之中：'我們有過這種經驗，但沒有領會其中的涵義/而懂得涵義就可重構經驗……'後來我問這句詩的出處，他說是艾略特的《四個四重奏》。他說在詩歌裡你可以發現許多不同的意思，就像一本小聖經一樣。所以作為一位讀聖經的前浸禮教徒，或者說一位以前閱讀聖經的浸禮教教徒，我就去買了一本。"
莉亞問："你還記得它是從哪一個四重奏裡摘錄的嗎？"
"《乾燥的薩爾維斯》，"他得意洋洋地回答說，然後用肘輕輕地推了推塞萊斯蒂娜。"塞莉，要知道，艾略特也曾獲得過諾貝爾獎。"
諾貝爾獎的誘惑
相隔50多年以後，康托如果能夠贏得諾貝爾獎的話，他在學校裡的地位將無可比擬。
"不必苦苦去追求，只需耐心地等待。"康托忘記了最初是誰這樣談論諾貝爾獎的。可我們為什麼要像待嫁的少女那樣羞羞答答呢?他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未來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必須始終表現得很天真，不肯公開承認自己是合格的人選呢？
康托教授心裡很清楚，自己完全有資格獲得諾貝爾獎。事實上，最近幾個月裡，這一想法始終縈繞在他的心頭。時間緊迫：如果他能獲得諾貝爾獎，那就應該是今後3年，至多4年裡的事，趁他的研究領域仍然還炙手可熱的時候。當今時代，在分子生物學的各個方面，研究發展速度之快令人目不暇接，幾年前十分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現在已經被認為是很尋常的事了。基因工程只是其中一個例子。那兩個最早做重組DNA實驗的人，並沒有因此沒有獲得諾貝爾獎。如今，有多少剛起步的研究生還記得他們的名字呢？這就像攀登高山，只有最近兩個上去的人才在山頂插上第一面旗子，以便尋找在建的滑雪勝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