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瑞士外交官和坐在輪椅上的傑斯特羅一起進入醫院，他帶來了一封德國大使給院長阿爾德貝-德-尚希倫伯爵的信。「想來您一定聽說過，」這個瑞士人不在意地說，「這位先生的傑作《一個猶太人的耶穌》。」
德-尚希倫伯爵是一位退休將軍、金融家、世系貴族，也是賴伐爾總理的姻親。這一切使他能夠甚至在當前的兵荒馬亂年頭裡也還能平安度日。他把來信看了一下，點了點頭。信中要求給予這位「卓越的作家」以盡可能最良好的治療。珍珠港事件以後，大部分人員都已離去，因此這位伯爵便承擔起這所美國醫院的院長職務。仍然滯留在巴黎的少數美國人都到那兒看病。但傑斯特羅卻是被送到巴登—巴登去的那一批人中第一個前來就診的病人。伯爵對當代文學不甚了了，他也吃不準是否聽見過傑斯特羅《一個猶太人的耶穌》！在目前情況下，這封信倒是有點蹊蹺。 「你將會注意到，」那個瑞士人又接著說，好像看出了對方的心思，「佔領當局認為種族出身是無關緊要的。」
「是這樣，」伯爵答道，「偏見跨不進醫院的大門。」瑞士人聽到伯爵表示這樣的胸懷，臉上抽動一下，便告辭了。不到一小時，德國大使館就打來電話探詢傑斯特羅的病情和受到的待遇。這樣一來，也就萬事妥貼。當傑斯特羅在經過一次困難的、分兩個階段進行的外科手術，並痛苦了好幾天之後開始復原時，這位院長便把他安頓在一個陽光充足的病房裡，日夜都有護士照料。
德-尚布倫伯爵和他的妻子說起了德國人對待傑斯特羅的這種希罕的關懷。他的妻子是個很有主見的美國人，遇事都能不加思索，拿定主張。伯爵夫人原是名門閨秀，娘家姓朗沃思，就是和羅斯福家結親的那份人家，她兄弟是前任美國眾議院議長。在這些戰火紛飛的年頭，她為了消磨時間而承擔起管理美國圖書館的工作，同時也埋頭於莎士比亞研究。他們的兒子跟皮埃爾-賴伐爾的女兒結了親，伯爵夫人早就入了法國籍，不過在談吐舉止上仍舊是個毫不含糊的美國人，外加一層法國貴族世家的極端勢利的古色古香；一個七十高齡的古怪寶貨的活典型，可惜沒有一支普魯斯特的生花妙筆給她來一番寫照。
這件事兒一點也不奇怪，伯爵夫人開門見山告訴她丈夫說，她讀過《一個猶太人的耶穌》，認為它不是一本什麼了不起的作品，但這個人的確有點名氣。他不久就要回國了。關於他受到的待遇，美國報章雜誌要廣為報道他所說的話。德國人正好利用這個機會去回擊一下有關反猶政策的敵對宣傳。她倒是對德國人表現出來的通情達理感到驚奇，因為她一向認為德國人都是其蠢無比的笨伯。
德-尚布倫將軍也把關於傑斯特羅的侄女的事情告訴了她。在探望病人的時間裡，他和她交談過，她那憔悴而憂傷的美貌，她那嫻熟的法語和敏銳的智力給了他以深刻的印象。這個姑娘可以到圖書館工作，他建議，因為傑斯特羅要有一段時間才能康復。伯爵夫人馬上豎起了耳朵。一九四年○倉猝撤離的美國人留下大量書籍尚未分類和編目，圖書館在這方面的工作遠遠沒趕上。德國人可能反對這個想法；不過，話又說回來，一個著名作家的美國侄女，又是潛艇軍官的妻子，可能沒什麼問題，即使她是個猶太人。伯爵夫人和監督圖書館和博物館的德國官員商量了這個問題，後者欣然同意，讓她僱用亨利夫人。
於是她抓緊時間行動起來。娜塔麗上醫院去探望埃倫的時候，伯爵夫人便闖入病房，作了自我介紹。她一看見娜塔麗，就喜歡她的容貌。就一個難民而言，她的長相就是夠漂亮的了，她又有美國婦女那種媚人的丰韻，淺黑色的美貌很可能是出自意大利或甚至是法國的祖先。睡在床上的猶太老人看上去像個死人；灰白的絡腮鬍子，大鼻子，棕色的大眼睛，神情憂鬱，在那蠟黃瘦削的臉龐上閃耀著帶有熱病症狀的光芒。
「你的叔叔看樣子病得厲害。」伯爵夫人在院長室裡說，她把娜塔麗請來喝一杯「馬鞭草茶」，這種茶喝起來像，也許真的是，煮沸的草。
「他幾乎死於內臟出血。」娜塔麗說。
「我丈夫說，他短期內不能回巴登—巴登去。在他康復到一定程度時，我們會把他遷到療養院去的。呃，亨利夫人，將軍告訴我你是拉德克利夫女子學院畢業的，取得巴黎大學研究生學位。不錯，你願意做點有益的工作嗎？」
伯爵夫人陪娜塔麗走回她的住所。夫人宣稱，這種鬼地方對一個美國人來說，即使是偶然死在裡邊也不合適。她逗路易斯玩，咕咕地叫，或者更準確地說，呱呱地叫了幾聲。她決定要把他們遷到像樣的住所去。她帶領娜塔麗來到醫院附近一幢古老的大宅第，這所大樓已經改建成為分套出租的公寓，住戶都是醫院裡的人。在那裡，夫人當即為她和嬰兒解決了膳宿問題。黃昏到來時，她已把母子倆安頓在新居，上警察局去辦好手續，並在內依耶郊區德國行政官員那裡辦妥了遷入手續。臨走時，她答應明天早上再來領娜塔麗乘地鐵到圖書館去。她還說她會找一個人照料路易斯。
這位從天而降的恩人，這位脾氣乖戾的老太太使娜塔麗感到受寵若驚。她被流放到德國這段經歷使她處於一種不太強烈的、但持久的震驚狀態。在巴登—巴登的旅館裡，懷有敵意的德國職工、無休止的以德語進行的談話、用德語寫的菜單和標誌、門廊和走廊裡的德國秘密警察以及被拘留的愁容滿面的美國公民——這一切使她神思恍惚，她能意識到的東西僅限於她自己本人和路易斯，他們兩人每天的生活需要以及可能出現的危險。當那位瑞士代表使她確信，好幾個屬於特殊情況的美國公民事實上在德國佔領下的巴黎過著自由的生活，並向她保證，瑞士當局會像在巴登—巴登一樣把她置於保護性監督之下以後，這次到巴黎去的機會對她來說好比一個身繫囹圄的人獲得赦免一樣。但在伯爵夫人出現之前，她很少出去溜躂，領略一下巴黎的風光。她整天躲在斗室裡，逗著路易斯玩或者看看舊小說。每日晨昏兩次，她來去匆匆地到醫院探望叔叔，生怕警察找她麻煩，而且她對自己的證件也缺乏信心。
到了圖書館工作以後，她的生活揭開了新的一頁。工作是最好的鎮痛劑。她開始到處走動。地鐵裡第一次的證件檢查著實使她驚慌，但畢竟平安無事。本來，她在巴黎就差不多和在紐約一樣毫不覺得陌生，如今變化也不大。地鐵裡把人壓得透不過氣來的人群，其中有許多年輕的德國士兵，使她感到新奇，也使她厭煩。但巴黎沒有其他的交通工具可供代步，除非你騎自行車，乘坐破舊的馬車或那種怪模怪樣的像人力車似的用腳踏車拖動的出租車。圖書館的工作很簡單，她辦事的速度以及敏銳的理解力無不使伯爵夫人對她傾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