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因為我在這個充滿可怕的商業氣氛的盧爾德——即使現在正值商業淡季，即使現在正值戰時，這種商業氣氛依舊瀰漫全城，這使得一切都顯得庸俗難忍——住了幾個星期，因而越來越受到了刺激，可能是因為彙集在那座大教堂裡的那群可憐的殘廢人至今使我難忘，也可能是因為我的反抗情緒一旦有所流露，我和娜塔麗的種種遭遇使我鬱積在心頭的怒氣此時也就統統爆發，沖決了我精神上善於克制的本能——不論到底是什麼緣故，現在的實際情況是，昨夜當我參加午夜彌撒的時候，儘管十字架上的那個基督如今對我已是非常熟悉，儘管我已寫了許多關於基督教義的書籍，並且我也曾確實鍾情於歐洲的宗教藝術，昨天夜裡我感到陌生疏遠，我感到寂寞孤獨，就和我十五歲時在奧斯威辛那座教堂裡的感覺完全一樣。
我今天早晨醒來時，腦子裡想著這件事。我現在一面喝咖啡，一面寫下這頁日記。咖啡不壞。在法國，即使是在激戰期間，即使是在征服者的鐵蹄之下，只要有錢，還是什麼都能買得到。在盧爾德，即使是黑市價格，也不算十分昂貴。現在正值淡季。
自從我們來到盧爾德以後，我就一直沒寫日記；說實話。我是希望能在開回家的輪船上重新提筆寫下去的。這個希望越來越渺茫。我和我的侄女雖然彼此都不說穿，我們的處境實際上可能要糟糕得多。但願她的樂觀情緒是真的，而不是像我一樣故作鎮靜。有些情況她不瞭解，總領事做得對，為了避免使她不安，沒把我們的困難一一詳細告訴她。但是，他對我卻是十分坦率。
我們遭遇到的麻煩不是任何人所能控制得了的。只幾天之差，我們還是不能合法離開維希法國，這當然是件最最可怕的不幸事情。一切都已準備妥貼，那些寶貴的證件都已經拿到了手，但是美國登陸的消息剛一傳來，所有的火車時刻表都暫停實施，邊界也全部關閉。吉姆-蓋瑟為了保護我們，冷靜迅速地採取了行動，為我們提供了正式的記者證件，並把發證日期提前，填在一九三九年。憑著這些證件我們成了《生活》雜誌的記者，這家雜誌確實也曾發表過我寫的兩篇有關戰時歐洲的文章。
非但如此，他還為我們辦了別的一些事情。他們在銷毀文件的時候翻出了《生活》雜誌寄來的兩封請求允許轉載一些作家和攝影家的作品的信件。馬賽有一個專為難民偽造證件的集團，這個集團手藝高超，由一個知名的天主教神父領導。在這場突如其來的危機中，總領事雖然需要處理其他許多事情，但他還是通過地下關係，搞到了幾封寫在《生活》雜誌專用信箋上的偽造信，我和娜塔麗也就真的成了《生活》雜誌正式聘請的記者；這些證件看上去就和真的一樣，那磨損、折疊的痕跡，那稍稍有點褪了的顏色，就好像真正用了幾年時間。
詹姆斯-蓋瑟並不指望這些偽造證件能夠長期掩護我們，但是他相信，至少可以應急，直到幫助我們脫險。不過時間一長，危險也就逐漸增加。他原以為我們幾天之內或是幾周之內就能獲釋，因為我們畢竟並沒和維希法國開戰。我們僅僅是斷絕外交關係而已，因此美國人並非「敵人」，根本不應受到「扣留」。然而，我們在盧爾德的這一群，總共約有一百六十名，卻是實實在在被「扣留」在那裡。從一開始，我們就一直處在法國警察的嚴格管制之下，一切行動都須受到一名穿制服的警官的監視。幾天之前，德國秘密警察在我們美國人被隔離的四家旅館周圍布下崗哨，從那以後，我們就不但受到法國警察的扣押，而且處在德國人的監督之下。這樣一來，法國人的舉止中不免隱約表現出一種受到恥辱的窘迫之態，他們在一些小事上於是也盡可能為我們提供更多的方便，但是德國人始終寸步不離，不論我們走到哪裡，他們總是板著面孔，踏著正步跟在後面奉陪，在旅館的過道走廊裡，他們雙目凝視，緊緊盯住我們不放，如果有誰一不小心觸犯了哪項德國戒律，他們就會厲聲發出命令。
過了一些時候，我才漸漸懂得這種長期扣押的真正原因。蓋瑟本人起初也不知道。原先被扣留在維希的美國代辦，後來也和大使館全體人員被帶到我們這裡，他住在另外一家旅館，連電話通訊都受到禁止。這位代辦名叫塔克，是個能幹的人——對我的著作非常欽佩，雖然這一點無關緊要——看來他只可以每天在電話上和在維希的瑞士代表簡短地通一次話。所以我們，尤其是住在加利亞旅館裡的人，事實上完全處於和外界隔絕的狀態，對於一切情況都毫不瞭解。
我們受阻的原因後來終於弄清楚了，其實非常簡單：在美國的那些應該和我們交換的維希人員幾乎無一例外地拒絕回到法國。這也可以理解，因為德國佬此時已經佔領整個法國。但是這使情況大為複雜化，而德國人也就趁機介入，抓住這個有利機會。到目前為止，他們仍是通過他們的維希傀儡進行談判，但是事情也很清楚，他們是在利用我們討價還價。
如果法國人當時爽爽快快把我們送到只有三十英里遠的西班牙邊界，我們很可能在一兩個星期內便得脫身。如果那樣，那倒也能算是對於美國這幾年來慷慨贈予這個政府的大量糧食和藥品的一種理所應該的報償。但是維希政權的這些人屬於人類生命中令人齒冷的那一類型。他們卑躬屈節，趨炎附勢，自命不凡，狡詐多變，虛偽矯飾；他們反動保守，歧視猶太民族；他們既逞強好戰，又軟弱無能。他們卑劣之甚實在有辱法蘭西文化。他們是當年陷害德雷富斯那一批壞蛋的殘渣餘孽。總之，我們沒能脫身。我們現在還在這裡，成了德國人為索還他們被關押在國外的形形色色的間諜分子而進行討價還價的籌碼；不用說，他們將會不擇手段勒索高價。
我醒來的時候腦子裡想著奧斯威辛，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我們長期滯留在馬賽的門德爾松公寓期間，路過那裡的難民絡繹不絕——一般最多只留宿一兩個晚上——因此，我們聽到歐洲猶太人之間的許多可怕的秘密傳聞。根據這些傳聞，東方正在發生許多暴行：大規模的槍殺，密封車內的毒氣屠殺，凡是被押解到集中營的人要麼立即遭到殺害，要麼被飢餓或奴役折磨致死。我一直不能肯定這些傳聞的可靠程度，我現在依然不能肯定，但是有件事情卻是肯定無疑的：那個不斷重複的地名，那個總是用最最恐怖和最最驚慌的話語悄聲吐露出來的地名，正是奧斯威辛。人們提到這個地名，通常總是用的日耳曼語，它那刺耳的發音，我至今記憶猶新。
如果這些傳聞並不純屬於苦難而造成的普遍的恐怖狂，那麼奧斯威辛肯定就是一切恐怖的焦點——我的奧斯威辛，我小時候曾在那裡上學，我的父親曾在那裡給我買過一輛自行車，我的全家有時曾去那裡過安息日，聽一個一個用意第緒語鼓吹復興的傳教士領唱聖歌；也是在那裡，我第一次看到了一座基督教堂的內部情景，第一次看到十字架上真人一般大小的基督像。
在當時的情況下，我們面臨的最終危險就是被遣送到奧斯威辛那個神秘可怕的集中營。那樣，我脖子上的套索就會幹乾脆脆一下子收緊。但是，我們在這個小小星球上的偶然生存，不會按照這樣一種富於藝術性的格局進行——這一想法確實給我不少慰藉——況且，我們和奧斯威辛之間遠隔著一個大陸，而離西班牙和安全卻只有三十英里路程。我依然相信，我們最後一定會回到家裡；大難當前，最最要緊的事情就是保持希望，提高警惕，準備在必要時擊敗那些官吏和畜生，這需要勇氣。
娜塔麗和她的孩子本來曾有機會逃走，但是由於她在關鍵時刻缺乏勇氣，結果也陷入困境。我曾以非常激烈的措詞寫下一篇日記，記敘拜倫的突然來訪，以及它的可悲結局。由於我的關係，娜塔麗和她的孩子如今落在這樣一個日益險惡的可悲境遇，我為此感到的內疚更加深了我對娜塔麗的氣惱。她一直不許我表白我的內疚，她總是打斷我的話，說她是個大人，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對我毫無怨恨之意。
現在，我們處於德國人的監督和控制之下已有一個星期了；我雖然依舊念念不忘，娜塔麗本該趁著那次機會，跟隨拜倫一道離開，但是與此同時，我又更加能夠理解為什麼她不願那樣做。沒有合法的證件，萬一落入那些狼心狗肺的傢伙手中，那將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對待他們的看押對象，任何警察都必須多少擺出一副嚴肅、敵視、冷酷的面孔；既要執行命令，他們就不得不抑制住同情之心。過去兩年之中，凡是與我打過交道的意大利警察或是法國警察——就此而言，還有一些美國領事——統統毫無可愛之處。
但是這些德國人則不一樣。命令看來並不僅僅指導他們的行動，命令好似完全佔據了他們的靈魂，不論他們的面孔或是他們的眼睛，都已容不下哪怕是一絲一毫的人情理性。他們是牧主，我們是牲畜；或者，他們是蟻兵，我們是蚜蟲。命令切斷了我們之間的一切關係。一切。這真令人駭異。確實，他們那種冷酷空虛的表情叫我毛骨悚然。我知道，上層人物裡有那麼一兩個「正派人」（蓋瑟的說法），但是我這次並未碰上。我以前也曾結識過一些德國的「正派人」。而在這裡，你只能看到條頓民族的另一副容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