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是60年代的產物。它以一種奇怪而矛盾的方式，植根於1968年自發性的起義。其複雜理論的完成是在「3·22組織」中曾堅守街壘的活動分子與共產主義（馬列）青年聯合會的前毛主義分子走到一起的時候。後者曾因自己沒有出現在街壘上，進行過自我批評，實際上他們曾堅持要求拆除那些街壘路障。
從1969年到1973年，這些共產主義（馬列）青年聯合會的前成員已經遠遠彌補了他們在路障之夜的消極表現。不管是否接受像黎浦和阿連德政府的倒台一類事件之間的相關性，不管是否接受結構道德的觀念作為唯一反對取代主義的可靠保證，不管是否同意青年人的觀點認為過火行為和壓迫使老一代領導人耗盡了熱情——老一代領導人傾向於把自己等同於組織，不能夠充分地克服自己的控制欲，不能讓別人來領導運動——不論人們如何解釋這種境況，事實是老一代激進分子的影響現在已遍及許多民族的、非中心的和個人的語境。
吉斯瑪與一些同他最相熟的同道發起了一個公社。他們認真考慮了原「革命萬歲」的信息，開始實驗改變家庭結構、生活和工作安排。這一實驗涉及到按照烏托邦社會主義尤其是傅立葉那種空想社會主義的方向修正馬克思。
另外，左派反傳統文化的《解放》日報社接近一半的職工是由原來的無產階級左派激進分子組成的，《解放》日報創辦於1972年底，薩特是其無處不在的形式上的編輯（在高壓階段他也曾被要求宣佈自己是《大家》和《人民事業》的編輯）。這裡，正如雷米·赫絲（RemiHess）所指出的，這些人的努力也與「革命萬歲」在其報紙《大家》上的努力驚人地相似。「通過一種不同的但更加努力的方式，這些人現在成為更大的反傳統文化群體中的一員。「革命萬歲」從1969年到1971年就嘗試把反傳統文化運動引進法國，但在引進的過程中毀掉了這個組織。
還有其他以前的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在幹這一行，從事婦女運動、同性戀運動、環境運動，或更民族化或種族化的具體運動。一些前阿拉伯成員已經轉入純粹的阿拉伯團體，如「阿拉伯移民工人運動」，他們幾乎完全在移民環境中開展工作。前《人民事業》報的編輯勒當泰科正努力從其出生地布列塔尼的歷史思想和民間文化中尋找一個新的政治方向，他相信其中適當地融合了對集體的關懷和對個人的尊重。
但是那些已經在國際上享有盛名的原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屬於一個叫做「新哲學家」的團體。作為無產階級左派活動分子，安德烈·格魯克斯曼（AddreGlucksmann）和米歇爾·勒布裡（Michel Le Bris，和勒當泰科、吉斯瑪同是前《人民事業》報的編輯）等人，已經不再修正傳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了，而是作為知識分子從過去的實踐中脫離出來，對其進行回顧，轉入對馬克思主義本身更為系統的批評。」很多左派人士認為這種放棄是極左運動一直屬於小資產階級運動的最終證據。這當然是托洛茨基分子、等級制度的毛主義分子以及法國共產黨都會同意的少數幾件事之一。
但是不管對於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的整個現象人們會怎樣評價，它的鮮明的法國特點無疑令人感到震驚。它拒絕在工廠內部以一種等級的政治制度和對行動及明顯分裂的強調來束縛工人，這使它與工團主義理論家索列爾（GeorgesSorel）的思想十分相似。在評價農村生活和土地與農民之間的關係方面，它與盧梭和法國無政府主義者蒲魯東有著共同的看法。它還與蒲魯東一樣，既不喜歡等級的權力主義，也對烏托邦思想家傅立葉的勞動分子持否定態度。
因此，無產階級左派運動代表著早期馬克思主義和毛主義與法國烏托邦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及法國的實踐和在一起的一個大雜燴。對其發生、發展和結束產生過影響的當代西方理論家中老一輩的人（阿爾圖塞、薩特和福柯），都是法國人。除了智利政變之外，在運動發展過程中，所有作為理論參照的事件都是法國的。
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作為一種模式可能對「自治論者」（autonomist）、「自動還原論者」（antored uctlonls），甚至愈大利的城市游擊隊產生過啟發作用，但無產階級左派運動本身卻幾乎與外部世界沒有什麼聯繫，『』即使是登在《人民事業》刊頭的表示與外界有著象徵性聯繫的毛的小照片，有一段時間也被撤了下來，因為他太外國化。
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是極左派中最有特色的法國人運動。也許這就是為什麼它能吸引並不確切地知道它是什麼的法國人民的想像力。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國激進傳統的綜合，但這一綜合是由60年代和70年代的一代人呈現出來的，而這代人竟是從第三世界的一個理論家和實踐者那裡汲取了靈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