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創建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組織的那些人和1969年從「3·22」組織中退出加入到該組織的那些人，從未想像組織會永遠存在。它只是一種促進和激勵，只要群眾自己走上了創造性的非法鬥爭道路，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組織就沒有理由繼續存在。
1973年黎浦罷工中，貝尚鬆手表廠的工人佔領了工廠，奪取了領導權和生產管理權，這使大部分老一代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相信，產業背景下的鬥爭已經不需要他們了。另一方面，那一年的智利政變也使他們相信，除＊中產階級的重要部分——不只是遊民無產者、農民和小城鎮商店店主——被納入社會變革的工作之中，任何革命的努力都可能被他們摧毀。1973年黎浦和智利的綜合影響，使前無產階級左派和《人民事業》的老激進分子放棄了組織上的最後假象，停止出版這份報紙。他們倡議把工作重心轉到「文化工作」上，再推而廣之，深入到社會問題和社會環境方面。一些較年輕的激進分子沒有看到黎浦、智利和清教主義運動之間的邏輯關係。他們把老一代清教主義分子視為被激烈的鬥爭活動和壓迫沖昏了頭。他們極力保持足夠的連貫性，在創辦人離開了報紙之後的四年時間裡，繼續不定期地出版和發行《人民事業》。但1973年以後，試圖把無產階級左派繼續維持下去的人們手中，該報再也沒有出現早年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