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絕境
「只有在國際技術統治所偏愛的領域即經濟科學領域對國際技術統治提出挑戰，並同國際技術統治所利用的支離破碎的知識針鋒相對地提出一種更為重視這些技術統治所面對的人和現實的知識，我們才能有效地克服國際技術統治。」
——法蘭西學院教授皮埃爾·博迪
1995年12月12日在巴黎里昂火車站對罷工者的講話
民主能承受多少市場？幾年前，追問這一問題還顯得是多餘的。終究是在西方的民主社會中，市場經濟明顯地使更多的人過上了沒有太大的物質憂慮的生活。市場加民主，這是勝利者的公式，它最終迫使東方的政黨專制不得不就範。
但共產主義制度的終結並不標誌著歷史的終結，而是標誌著社會變革的驚人的加速發展。從此，足足有十億的人又納入了世界市場經濟的範圍，而各國國民經濟才真正地開始交織在一起。二戰後福利國家的創始人從痛苦的經驗中所學到的東西現在愈加清晰地顯露出來：市場經濟與民主決不是和睦一致地向所有的人提供福利的不可分離的孿生兄弟。相反，西方古老的工業國家的這兩重核心理想始終都是相互矛盾的。
只有當選民們感受到與瞭解到，每一個人的權利與利益都算數，而不僅是有經濟地位的人的權利和利益才算數時，以民主為宗旨的社會才是穩定的。因此，民主派的政治家們必須謀求社會均衡，為共同福利而限制個人自由。但與此同時，市場經濟要取得繁榮，就無論如何都需要有企業界的自由。只有考慮到個人的利益，才能釋放出人們的力量，使他們通過創新與投資創造出新的財富。正因如此，企業家與股東們向來都是在試圖貫徹（資本上的）強者的權利的。西方在二戰後的政策所取得的巨大的成就，就在於它在這兩極之間成功地找到了恰當的均衡。社會市場經濟的觀念無非就是如此，這種社會市場經濟保障了西德人享有了40年之久的穩定與和平。
但這種均衡現在已不復存在。國家在世界市場上的控制能力的喪失使天平愈來愈傾向於強者。新的全球經濟的設計師們以令人驚訝的盲目無知拋棄了全球經濟的成就的奠基人的觀點。不斷地降低工資、延長勞動時間、削減社會福利費用，在美國甚至完全放棄了社會保障體系，據說這樣能讓人們「精神抖擻地」迎接全球性競爭。對於大多數康采恩領導人與自由派經濟決策人來說，任何反對這項計劃的作法純屬維持現狀的無益之舉。他們說，全球化進程是不可阻擋的，只有工業革命才可與之相匹配。誰要想抵制這一進程，最終就會像19世紀英國那些搗毀機器的人一樣自行滅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