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體制必然失敗。無須預言，現在就可以看到，由於內閣大臣的咨詢原則，改革阻力在幾年之內會達到無法承受的地步。法國、意大利、奧地利、德國和其他地方的社會關係越是緊張，各國政府在歐盟不能給它們提供解決問題的辦法的情況下就越是被迫尋找解決本國問題的辦法。歐洲各國政府的弱點為所有那些答應自己的選民要使政治重新合理化的民眾主義者打開了方便之門。即使民族復興的預言家如讓一麥利·勒彭、尤爾克·海德爾或讓一弗朗哥·弗尼沒有佔有議會多數，他們也對統治的政黨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被歐盟的上層官員戲稱為「民族反思」的反對他們統治的阻力越來越難於控制，儘管脫離歐盟也許是不明智的，在經濟上是荒唐的。
至遲是隨著貨幣聯盟的成立在歐盟各國之間出現了衝突，這些衝突在聯盟目前的狀態和聯盟秘密立法的情況下是無法消除的。如果一個參與國在爭取提高生產率的競爭中不能跟上，那麼它的經濟就會立即陷入危機。在此之前，有些貨幣發行銀行還可以靠貶低自己貨幣的幣值來阻止這類發展，至少可以以此支持其出口業。但是，隨著貨幣聯盟的成立，現在這一緩衝器不起作用了。現在必須用平衡支付來取而代之，這是發達國家保護貧窮地區的手段。在各個國家之間，這種財政平衡早就是常見的事情。但是，各國內閣如何在歐洲範圍內做這件事情呢？從稅金中拿出來的這種資金調撥，在較富裕的國家在沒有合理的民主制度和居民廣泛認同的情況下，從來沒有得到實現。但是，要出現這種情況，只有布魯塞爾的內閣決策被迫公諸於眾，並且選民確實認識到，他們的選票能夠影響這些決策。於是，各國內閣中的自以為是的立法者就必須向他們的選民說明，例如在德國就必須向選民說明，為什麼他們不能對希臘人的福利無動於衷。迄今為止，建立一個共同的警察機構的嘗試也由於同一障礙而失敗了。儘管迫切需要一個「歐洲的聯邦調查局」（赫爾穆特·科爾語），但在今天的歐洲聯盟體制範圍內無法想像能建立一支可以在全歐範圍內進行偵查並有執行權的警察部隊。沒有獨立的法院的監督和議會的監督，這樣的部隊本身的組織結構只能像黑手黨一樣。
因此，歐洲聯盟的領導者不久就必須給自己提出如下問題：他們策劃的歐洲聯盟應如何運作，如何使歐洲聯盟民主化？但是，對於歐洲公民來說，歐洲開放關鍵完全不在於斯特拉斯堡的歐洲議會。從理論上說，626名歐洲議員今天已經擁有把迄今為止的辯論會變成真正民主的監督機構和立法機構所需要的一切權利。如果他們取得多數，那麼他們立即就可以取消歐洲聯盟委員會。如果議會中止財政預算和國際協定的簽署，那麼它也就能迫使內閣實現任何要求。如果歐洲議員認真要求有一個民主的歐洲，那麼他們也就能立即把為此所需的權限完全抓在自己手裡。他們只要下去走一走，就會迫使內閣會議把開會的內容逐日公之於眾。任何∼個大臣都不敢靠警察來趕走達到50萬選票才選出的議員。但是，斯特拉斯堡的議員的民主熱情並沒有如此之高，因為他們所屬的大約100個黨派對待歐洲的民主問題也不是那麼嚴肅認真的。因而斯特拉斯堡的多數總是在各國政府的監護之下，在發生衝突的時候，各國政府就會對表決作出明確的指示。
斯特拉斯堡議會會議由於不起作用而正走向終結，歐洲對於大陸民主來說還不成熟。議會主席克勞斯·亨施為歐洲議員要聽命於各國政府領導人辯護說，聯盟最終不是國家，政治方針主要由各國確定，他這樣說當然也是為他的大多數同事辯護。聯邦憲法法院在它對馬斯特裡赫特條約的裁定中也說，歐洲聯盟只是一個「國家聯盟」，在這個聯盟中不存在「歐洲的國家民族」。因此，「首先是各成員國的國家民族必須通過各國的議會證明歐盟的決策是民主的」。憲法法院法官迪特爾·格列姆說，僅僅由於缺乏共同的語言，「在很長時期內不可能在歐洲範圍內進行廣泛的公眾討論」。他說，由於缺乏真正的歐洲政治交流，每一次歐洲議會總只是「各國的議會湊合在一起」，而同上一世紀「建立德意志帝國的根本區別」或者同聯合國建立的根本區別也在於此。因此，他認為唯一的出路是：「制止權力從各民族國家向歐盟的加速轉移」，各個國家的議會要對各國政府在歐洲內閣中所採取的立場產生更強的影響。
這話說得有道理，但是卻沒有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不管是語言多樣性還是沒有形成歐洲的國家民族，市場和力量在西歐早就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了。真正的歐洲革命是形成一種把各參與國結成生死與共聯繫的開放市場。貨幣聯盟又一次加深了相互的依賴性。如果赫爾穆特·科爾及其夥伴想使他們的聯盟有行動能力，那麼剩下來要他們做的事情無非是自己邁出第一步。兩種變化足以使歐洲聯盟的整個決策過程正立過來：實行咨詢制的內閣在將來必須以合法的多數作出決策，而迄今為止這只是在具體問題上才允許這樣做。一旦民主潮流在全歐洲範圍內形成，雖然會出現混亂和矛盾，但這股潮流卻再也不可阻擋。突然，德國人也會為西班牙青年的貧窮是不是他們自己的問題而展開辯論。到那時，荷蘭人也就會知道，荷蘭政府維護本國的貨物運輸承包商把無數損害環境的40噸大卡車送上鄰國的高速公路的權利，這是多麼狹隘。而且所有的人都將知道，企業和有產者幾乎不上稅的責任應由哪一位財政部長來負。不久之後，政治同盟者將不再以國界而是以利益狀況作為決策依據，而且歐洲議會上升成為歐洲政治的力量中心也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歐洲聯盟的公民們在馬斯特裡赫特條約簽字以後也認識到，在全歐洲範圍內的民主進程也是可能的。因為法國和丹麥的選民例外地可以共同參與決策，所以在兩次全民選舉之前就已經插進了一場真正的全歐洲範圍內的辯論，這場辯論一直延續到今天。從政治上思考問題的不同國籍的歐盟公民們不管在何處相遇，他們從那時以來都有一個共同的話題，他們可以對這一話題的內容表示贊成或反對，因為他們的執掌政府的政治家也不得不公開為他們的計劃辯護。
當然，早在歐盟的民主改革之前，就必須對歐盟的另一個根本性的未來問題作出回答，這個問題就是英國的成員身份問題。在迄今為止的歐洲一體化歷史上，美國政府起到了極其不好的作用。它阻止了環保方面的任何進步，特別是阻止了在全歐洲範圍內對能源消費徵收生態稅。由於英國的反對，使各成員國的社會政策相互接近的一切嘗試都失敗了。英國反對歐盟的共同外交政策，也反對保護僱員利益的貿易制度。有倫敦商業中心區的這一批專業管理人員，控制金融市場就完全是一個幻影。1996年6月，英國在歐洲的破壞活動達到了高峰，當時梅傑首相中止了一切歐盟決議的執行，以此報復歐盟禁止英國出口其染有瘋牛病毒的牛肉，而這一措施使整個歐盟這架機器癱瘓了。英國人23年來就是這樣違反歐盟協定第五條的，這一條規定任何一個成員國「不得採取」一切「有修於實現這一協定的目標的措施」。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大多數英國反歐主義者對歐盟一體化所持的反對態度，出自於根深蒂固的民主意識。梅傑首相說，「民主在我們這裡很普遍」，他的這句話說到了他的那些只想服從本國多數人的意志但與所有歐盟國家的多數人意志相左的老鄉們感到不快的根子。與此同時，這個島上的歐洲批評家並不知道，甚至他們孜孜不倦維護的他們的民族主權也不復存在了。儘管如此，大多數英國人及其政治家對歐洲統一所持的根本不信任的態度仍然是可以接受的，雖然這種態度有時也在對大陸上鄰國的沙文主義的無理指責中表現出來。
但是，反過來，其他國家很快就會使英國的選民及其政府面臨如下選擇，或者採取合作態度，或者放棄國家聯盟。面臨這種計劃所帶來的風險，英國的歐洲問題辯論也許能被引上合理的軌道。最後，正如尤尼萊佛康采恩的頭頭和英國產業聯盟歐洲發言人尼亞爾·費茨蓋哈德警告他的老鄉時所說的，英國脫離歐盟對英國經濟來說也許是一個「惡夢」。同大陸脫開以後，在競爭中的最後一張英國王牌，對於歐盟內部市場所扮演的不受工會保護的低工資區角色，就會迅速失去其價值。但是，如果在政治上不能納入歐盟，而且有許多事實說明這一點，那麼，歐洲就只有在沒有英國的情況下繼續前進。如果英國剎住了車，那麼，所有其他的歐盟國家在將來也都將放棄對經濟領域的任何干預。但是，結果很奇怪，大陸適應了英國模式——這是一種不值得追求的發展模式。歐盟國家中的任何另一個大國都沒有像英國那樣的低工資、衰敗的教育制度和如此普遍的貧富分化。這種情況說明，這個國家更適合於充當美國的第51個聯邦州，而不適於作為歐盟的成員，因為在歐盟，多數選民和政治家至少仍然在尋求社會均衡。
顯而易見，人們是把一個為新歐洲主權奠定基礎並共同著手控制市場破壞力量的民主聯盟這一目標看作烏托邦的幻想而加以摒棄的。但是，如果舊大陸各國不走這條路，那麼會發生什麼情況呢？與康采恩、卡特爾和犯罪作鬥爭，需要國家的力量，因為國家的力量可以得到大多數公民意志的支持。但是，在無國界的市場中，每一個歐洲國家都不能單獨去做這件事情。歐洲選擇具有英美色彩的自由資本主義這一計劃或者可以在一個具有合理民主制度的聯盟中實現，或者根本不是這樣。赫爾穆特·科爾正確地警告說，歐洲統一具有生存意義，它決定著21世紀的戰爭與和平。但是，當他說不可能「倒退到各國實行強權政治的狀況，也不可能倒退到過去的均衡思想」時，他是犯了錯誤。在全歐洲範圍內，早就出現了重新國有化的辯護者，而且，在收入、工作崗位穩定性和社會平穩的全球化下降漩渦中，每一次新的下降都會把數百萬追隨者推到重新國有化的辯護者這一邊。或者是成功地把歐洲聯盟推進到它能夠重新建立市場和國家之間的平衡的地步，或者是歐洲聯盟將遲早解體。在這兩條路之間作出抉擇所剩的時間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