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人們從軟管裡把香草奶酪擠在椒鹽餅上，淡啤酒盛在預先冷藏過的鋁制酒杯中擺到折疊式桌子上。大塊的肉排在木炭火烤肉架上煎烤，此時8歲的兒子穿著一件「邁阿密國家足球隊」的T恤衫從花園跑進自己的房間，去取他在學校上一次柔道比賽中獲得的金黃色的塑料獎盃——這是在美國一個不引人注意的城郊的週末田園生活嗎？
晚上，父親羅伯托·容曼騎自行車帶著小柔道家和更小的路易莎穿過住宅區——在新栽種的按樹和用阿爾卑斯山區風格的木陽台或後現代派的門臉裝飾起來的小房子旁駛過。街上的路坎使本來就開得不算快的往來車輛降低了速度，由於養狗的緣故，垃圾袋都裝在高支架的薄鐵皮筐裡，擺放在汽車庫門前。「這裡是天堂」，羅伯托的夫人勞拉說。這個天堂名叫阿爾法維萊，位於大聖保羅的西面，精確測定的面積為322581平方米，差不多是44個足球場的面積。它由幾米高的圍牆圍著，配備有探照燈和捕捉一切動靜的電子傳感器。對於那些在市中心害怕刑事罪犯和暴動者的大都市居民來說，這裡是一個理想的避難地；這些居民想像歐洲或者美國的仍然富裕的地區的一般家庭那樣生活，而不必面對本國的社會現實。
這裡的私人警察的第二職業多半是還在憲兵隊服現役，他們騎著摩托車和乘坐閃著令人望而生畏的警燈的值勤車輛在阿爾法維萊晝夜巡邏，搜索闖入者——就像從前在收視率很高的電視劇《舊金山的街道》中看到的那樣。即使只是一隻貓潛入這個富人隔離區，阿爾法維萊的警衛們也會立即快速趕往出事地點。
「這個系統必須萬無一失，」女譯員瑪麗亞·達席爾瓦要求道，「因為有很多窮人就住在附近。」只有「真正有錢的人」才能雇得起若干名自己的警衛。業主雷納托·德·阿爾布開克認為，對於中產階級來說，「阿爾法維萊是未來的樣板」。尤里斯特館曼高興地說，「我兒子可以整天在這裡隨意玩耍，而我則不必擔驚受怕。」12歲以下的兒童沒有監護人陪伴不得超過入口處的鋼柵欄，未成年入只有得到父母的書面批准才能出去。
每一位來訪者都必須出示證件，在通過電話與要拜訪的區內居民聯繫之後才被允許入內。較大的車輛都被非常仔細地徹底檢查，門衛對商販和建築工人向來要搜遍全身——他們有可能偷了什麼東西。
居民們愉快地把自己托付給民兵，民兵的統治幾乎是不受任何限制的。雇家庭勤雜工在巴西絕非是人數很少的L流社會的特權，但是只有經保安隊同意後方可僱用。保姆、廚娘或理髮師——所有雇工的履歷都要借助憲兵隊的檔案仔細審查。合夥建築業主高岡次郎宣稱，「偷過或搶過東西的人在我們這裡無機可乘。」
這位日本血統的建築業巨頭申明，這個真實的阿爾法維萊與法國電影導演讓一呂克·戈達爾30多年前拍攝的科幻恐怖片《郁可爾法維萊》沒有任何關係，該片曾預言了在一個濫用技術手段的世界中出現的全面監視的情景。據說這個名字是一位巴西建築師憑想像虛構出來的——它體現的也許是一種越過大洲的弗洛伊德心理紊亂現象。
高岡將地產「只賣給沒有壞名聲的人」。每平方米的價格約500馬克——這只有少數人能買得起，不僅在第三世界國家巴西是如此，其他地方也一樣。
據高岡說，這個被堅定不移地實施的社會隔離計劃，是「解決我們的問題的一種辦法」。它取得了驚人的成果。十幾個類似的阿爾法維萊——「安全島」（居民們習慣於這樣稱呼）已經建成，另外還有許多正在建造或者正在籌劃。高岡的合夥人阿爾布開克估計，在阿爾法維萊和佔地約22平方公里的相鄰的隔離區賽拉村，總共大約能住12萬人。
工業企業、辦公室、購物中心和餐館就設在附近，它們也都被嚴密地守衛著。國家警察被罵成是腐敗的和無能的，他們極少在這裡露面。
代替國家警察的是400名腰裡佩著裝6發子彈的左輪手槍的保安隊員，他們保衛著這塊美麗的世外桃源。另外還有全副武裝的別動隊圍繞著隔離區巡邏，他們手持著．12口徑的托羅斯步槍，槍管被鋸短，「為了能同時擊中5個或6個人」，阿爾法維萊一區的保安隊長若澤·卡洛斯·桑多夫熱心地講解道。
在隔離區的圖德內，警衛們可以向任何一個陌生人開槍，即使他沒有威脅到任何人並且沒有武器。桑多夫說，「在自己的私人產業上槍殺闖入者的人在巴西總是有理的」。
巴西分析與研究中心的社會學家維尼修斯·卡爾代拉·布蘭特認為，「這事實上是那些有金錢和有力量來保衛自己的人的一場內戰」。布蘭傳本人曾多次成為1985年以前執政的軍人統治者們的受害者，他說：「在歐洲，住在圍牆後面的是暴徒，而在我們這裡卻是有錢人。」而業主高岡則辯解道，阿爾法維萊是「市場的一種必須滿足的需求，我們在為人間幸福創造條件」。
如果說阿爾法維萊的警衛們迄今為止很少使用他們的柯爾特式手槍，「那是因為暴徒知道，這裡的保安措施是多麼的完善」，桑多夫隊長解釋說。只是在他的第二個僱主，即憲兵隊那裡，才隨時都需要用槍，因為在大街上通行的法則是：「強者為王，弱者遭殃。」假如有朝一日在阿爾法維萊周圍爆發饑民暴動呢？「但願這一天我值勤，」桑多夫面帶淺淺的、幾乎是信然自得的微笑說道，「到時候我能鎮得住。」
阿爾法維萊——是一個世界樣板嗎？自從全球化導致的後果也同樣撕裂了以往的富裕國家的社會結構以來，這種背信棄義的飛地的翻版越來越多：例如在南非，在開普敦周圍或葡萄酒產地斯泰倫博斯周圍，這些地方在國家推行的種族隔離結束之後，把人們按種族和財產分隔開的努力仍在繼續；這種飛地無疑也出現在美國，在那裡，貝弗利希爾斯的地產周圍的高牆和作為社會地位象徵的私人警衛，也同樣佔領了諸如亞特蘭大附近的巴克黑德或伯克利附近的米林達等一些郊區；它也出現在法國，以及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還出現在新德里，以及新加坡的由街區管理人控制的住宅公寓和高層樓房中。甚至從前囚禁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的政治犯的監獄島，因為富人們不想為他們的傲慢付出代價，現在也變成了殘餘的有錢人的避難所，例如位於南美洲東海岸前的美如仙境的格蘭德島。
甚至新德國對巴西的價值也不再感到陌生：德國最古老的海濱浴場海利根達姆在尋找投資者時碰到了科隆的豐都斯不動產集團。這個著名的「白色城市」連同其在離羅斯托克不遠的波羅的海岸邊的20多座古典主義風格的別墅，在它衰亡以前是威廉皇帝時代深受貴族階層喜愛的避暑地。現在要用另外的150—250座新的豪華住所和一座經過修繕和擴建的豪華大飯店為其注入活力，它將成為一群伯見太陽並且常常也怕見光的名流顯貴和金融財閥的新的獨佔的退隱處。條件是：公路必須被隔斷並能實行嚴格的通行限制。是前民主德國的一道新的籬笆牆嗎？「重要的事情是，這裡終於動起來了」，一家生意每況愈下的咖啡館的已經解約的承租人君特·施密特說，這家咖啡館主要靠仍住在海利根達姆的學美術的大學生們維持生計。「特殊的賓客當然有特殊的安全需要，否則他們根本就不會來。」
因此，到時候它會給人們完成了的20；80社會的印象。但是，在它變為現實以前，反抗早就開始了，這種反抗美化過去並明顯地具有獨裁的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