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歐洲還不得不去克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各種後果時，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以短路形式展開了。1948年，美國和西歐先後商定訂立總關稅和貿易協定、關稅和貿易總協定，從此各參加國第一次建立一種共同的國際貿易制度。迄今為止，經過八次往往持續幾年的國際談判回合，關稅和貿易總協定各成員國在以後幾十年間商定不斷降低關稅稅則。今天，在各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中，關稅幾乎已經不起多大作用。自從1994年初關稅和貿易總協定建立後續組織——總部設在日內瓦的世界貿易組織以來，各國政府不再為關稅壁壘討價還價，而是把注意力集中於拆除其他貿易樊籬，例如打破國家壟斷或技術方面的一些規章。
越來越多的貿易自由的結果是十分重大的。40年來，全世界的貨物和勞務交換比生產增長得更為迅速。1985年以來，貿易總額的增長甚至比經濟效益的增長高出一倍。1995年，根據全世界的統計，全世界的商品和勞務貿易中有五分之一屬於跨越國界的貿易。
長期以來，工業國家的公民們可能以為，越來越多的經濟交融會給他們帶來越來越多的福利。但是，在70年代末，在西歐和美國的經濟政策中發生了某種劃時代的轉變。這種轉變把世界經濟推上新的層次。在此以前，大多數工業國家都是按照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提出的原理行事的。這一原理是這位經濟學家在兩次大戰期間為對付經濟災難而闡發的。凱恩斯讓國家成為一國國民經濟的主要金融投資者，當市場過程導致就業不足和通貨緊縮時，國家就通過國家財政預算加以干涉和糾正。在經濟衰退時期，政府通過擴大投資可以造成追加需求，從而避免經濟危機。在繁榮時期，政府應當通過提高稅收使國家債務重新歸於平衡，以防止過熱和通貨膨脹。此外，許多國家有目的地推動工業發展，指望以此實現迅速的增長和擴大勞動需求。由於1973年至1979年發生石油價格震盪，這一構想被動搖。一些政府一再表明不再有能力控制國家赤字和通貨膨脹，無法再保持穩定的外匯匯率。
因此，保守派1979年在英國和1980年在美國大選中獲勝後，改弦更張，採用另一種經濟政治信條來規範他們的政策。他們推行諸如裡根政府的經濟顧問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裡德曼和撒切爾的忠實朋友弗裡德裡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所提出的所謂新自由主義，這種信條作為貨幣政策的一種變種又被稱為貨幣主義。這兩位理論家只允許政府扮演秩序監護人的角色。他們斷言，私人企業在投資和雇工方面越自由，全局的增長和福利就越大。從這一假想出發，西方的大部分實行經濟自由主義政策的政府在80年代展開了一種為資本爭取自由的鬥爭。它們在廣闊的戰線上廢除了各種控制措施並堵塞了國家干涉的可能性，還通過貿易制裁或其他高壓手段強迫那些並非情願的夥伴國家也採取同樣的方針。
實行非調控化、自由化和私有化——這三「化」成了西歐各國和美國經濟政策的戰略工具，這些工具被新自由主義綱領推崇為國家意識形態。華盛頓和倫敦的掌權的市場激進派把供求規律美化為可能有的最好的制度原則。擴大自由貿易成了目的本身。通過徹底開放國際間的外匯交易和資本交易，西方民主政治對經濟制度實行的最激進的手術得以暢行無阻。
不久，事情就變得很明白，未來市場風險將會落在誰的頭上。首先，在那些還僱用許多非技術工人或熟練程度很低的勞動力的勞動密集型部門中，企業不分大小會遇到低廉工資國家的競爭。就傢俱、紡織品、鞋子、鐘錶或玩具的生產而言，西歐國家和美國只有在這類生產已大部分自動化或把工廠設在國外的情況下，才考慮繼續進行經營。同時，日本作為一個新的工業國首次闖入世界市場昔日各主導國家的方陣，它以進攻性的廉價供貨使許多其他工業部門也受到壓力。各老牌西方國家起初以新的保護關稅來加以對抗，或強制推行所謂自願限制進口的協定。然而，自由貿易的倡導者在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始終佔有優勢地位。他們抱怨保護主義妨礙技術進步，並堅持認為，這種防禦措施大部分只能奏效一時。從勞動密集型的大宗生產轉向高科技生產和服務型社會這樣一條發展道路，據說將能治癒國際競爭和自動化所造成的創傷。然而，這種願望從來不能實現。雖然實現了持續的增長，但是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各個國家中，有越來越多的人不斷喪失報酬優厚的工作，其中只有日本是個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