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看到歐洲聯盟各國政府在與外匯交易商人及投資基金公司顧客們的較量中又一次冒著毀滅性失敗的危險孤注一擲——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玩火遊戲。一旦貨幣方案失敗，失敗的將不僅僅是歐洲經濟。在不可預見的未來一段時間內，歐洲一體化方案也將變成靠不住的事情。這塊古老大陸將喪失在全球化時代各民族迫切需要的東西：共同行動能力。這種把歐洲引入死胡同的做法表現出擔負領導責任的政治家及他們的議會監督者的令人吃驚的愚蠢。他們在金融市場面前的軟弱無力完全是自願選擇的結果，絕對不是被迫的。其實，無需時鐘倒轉，重新實行佈雷頓森林條約構築的世界體系，人們完全能夠馴服用電子技術武裝起來的商人大軍的破壞力量。
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獎金獲得者詹姆斯·托賓在70年代制定了一個相應的計劃。托賓論證說，放鬆控制的資本流動與突然的方向變化和災難性匯率浮動一起將對物質經濟造成損害。他建議，「給我們過度贏利的國際貨幣市場製造一點麻煩」，對所有外匯交易徵收1％的稅金。這個稅率似乎比較低，但是具有決定性作用。首先由於各種不同市場，不同國家之間的利率差額，這種生意只有在例外情況下才會撈得利潤。為了把利率較低的德國馬克兌換成回報較高的美元進行投資，投資者必須事先估計到，他的投資資本的2％要上交國庫，因為他必須進行兩次交換。在今天流行的3個月匯票投資中要首先交出這筆稅款。因為德國與美國之間的利率差額——在一年之內——總計為8％。這簡直令人難以相信。他若進行長期投資，利潤會更高，但是也會有風險，利率差額和由此形成的投資價值都有可能再降下來。
托賓方案對於實際經濟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各國貨幣發行銀行可以立即相互獨立地對於本國市場利率水平進行調控，使它與本國經濟形勢相適應。如果美國經濟形勢發出不協調聲音，處於衰退中的歐洲人甚至可以把他們的貨幣以比美國聯邦儲備銀行低8％的利率借出去。
自然，發明者如此描述的這筆「托賓稅」並沒有賦予政府任意規定匯率的自由。這種自由是不明智的。在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各不相同的情況下，他們必須能夠對本國貨幣的匯兌平價作出修改。因而投機性交易還是可以大量減少，匯率發展就將跟隨實際的國民經濟，即經濟學所說的「基礎」的國民經濟統計數字走。與此同時，貨幣發行銀行又可以履行它原來固有的穩定匯率的職能。它的——免稅的——干預性購買又可以發揮重要作用，因為處於這個系統中的流動資本要少得多。
首先，按照托賓的方式在外匯交易中實行一種營業稅可能會給國庫帶來收益。專業人員根據稅率高低計算——即使在交易額減少三分之二的情況下，還會在全世界範圍內獲得1500億至7200億的收入。這種做法不僅有可能緩解負擔過重的國家財政，而且，不來梅經濟學教授耶爾格·胡夫施米特寫道：「這是在華爾街上徵稅，決不是在邁伊大街上徵稅。」。金融工業有組織的逃稅至少可以部分地被抵消掉。
幾十年來，無論從學術上還是從政治上都找不出反對托賓建議的認真論據。甚至德國中央匯劃銀行首席國民經濟學家漢斯一赫爾穆特·科茨也認為，儲蓄銀行中央機構對這項建議「在理論上也無可非議」，這項簡單方案自然還有一種關鍵性的不利之處，凡牽涉切身利益的人都反對它，而世界各國又像在通常的稅收的情況下那樣相互競爭。科茨說：「紐約和倫敦始終阻礙它的實施。」只要有一個大型金融交易所是免稅的，外匯交易就會集中到這個地方。如果七國集團國家共同實行托賓稅，金融行業就會把它的交易疏散轉移到從開曼群島到新加坡海外分店中來，破壞托賓稅所追求的抑制效果。一位德意志銀行的國民經濟學家高興地預言說，在外匯交易稅這件事上，「失敗是注定的」。他的一位美國同事準確地道出了威脅來自何處。他說，如果國家插手此事，那麼，「我們恰恰是把總司令部安置在飄浮在大洋中的艦艇上」。
迄今為止，各國政府到處都屈從於這個邏輯。一項相應的法律草案在美國國會兩次被否決。而被數十億美元財政預算窟窿折磨得狼狽不堪的聯邦財政部卻毫無怨言地忍受著貨幣商人資本外逃的威脅。國務秘書於爾根·斯塔克為國家財政部門對金融投機家的克制態度進行辯護，他說，托賓的建議「今天已經不再具有可行性了」。他說，「只有當世界上190多個國家大家都實行托賓稅的時候它才能發揮作用。」胡夫施米特總結說，一項致力於「在外匯市場上限制對國民經濟有害的大幅度跳躍」的明智方案，「不是由於技術上無法辦到，而是由於違背銀行產業部門的利潤利益而被否決」。
而且，只要各國政府彼此之間為了爭奪勞動崗位和資本還有激烈競爭，就無法憑借這樣一種營業稅馴服肆無忌憚的金融工業。儘管如此，每個國家，待別是歐洲聯盟還是不應如此軟弱。他們可以分別進行談判協商，如托賓在1995年夏季的一項新的研究中所主張的那樣。他們必須把徵稅繼續推進一步，對本國貨幣向國外金融機構，包括本國銀行的國外分支機構貸出時徵收一種附加稅。這種附加稅也是無法逃避的：誰想對法郎進行投機活動，首先必須弄到法凱即使他在紐約或新加坡的一家銀行簽了匯票的背書要求它支付法郎，這家銀行最終還是要在法蘭西銀行再籌資，而法蘭西銀行就會向它的顧客徵收附加稅。
這種徵稅以治本的方式，即是在投機賭注的資金來源——貸款方面對於人們所討厭的投機活動進行懲罰。事實上通過徵稅間接地、部分地再度取消了資本流通的自由化。儘管如此，商品貿易和實際經濟並沒有受到干擾。對於工業設備或者商品交換的國外投資來說，這筆稅幾乎算不了什麼，但是對於數十億金額的投機性外匯交易來說，它卻是很起作用的。這種投機利用任何一種最低限度差額，從匯率的波動中獲取成倍好處。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歐盟馬斯特裡赫特條約規定，在必要時甚至要堅決地重新對資本流通進行控制。但是銀行家和迷信市場的經濟學家卻把這樣一種戰略看作危險的異端邪說。迄今為止，他們捍衛資本的鬥爭還得到大型媒介的多數經濟編輯們的支持。比如《法蘭克福總匯報》竟然預言，托賓稅將導致「建立一種遍佈全球的奧爾維爾所稱的監督國家（意抬高度集權的國家。——譯者注）」。
然而，對失控的貨幣市場持批判態度的人越來越多，就是政治精英中也是如此。從加拿大經濟部長和他的在東京和巴黎的同事，直到東南亞與荷蘭的貨幣發行銀行總裁，嚴肅的政治家多年來不斷建議，對金融市場應再度嚴加管束。原歐共體委員會主席雅克·德洛爾也持這種態度。1993年夏季歐洲貨幣體系失敗以後，他在斯特拉斯堡的歐洲議會中要求，「採取措施，限制投機性資本運動」。歐洲必須要「有能力進行自衛」。德洛爾說，「不能允許銀行家們按照他們所喜歡的方式簡單行事。我們為什麼不應當提出一些規則？為什麼共同體不應當採取主動呢？」緊接著出現了與此有利害關係的人的強烈抗議。德意志銀行的銀行家希爾瑪爾·科佩爾憤怒地說：「現在連主持歐洲內部大市場的人都主張進行控制，我們還有什麼出路？」他同德累斯頓銀行、商業銀行的總裁一起反對攻擊投機活動，要求只要有正確政策就夠了。
迄今為止，沒有一家政府敢於出面反對這些強權勢力。所有改革者都在不斷後退。儘管如此，這些金融寡頭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了。或遲或早，資本市場除了再度置於國家嚴厲監控之下以外，沒有別的辦法。因為金融世界的災難性的自身發展已經使它的活動主體無法駕馭。由幾百萬聯網電子計算機組成的金融網絡空間正不斷地積累風險，這種風險與核技術本身所帶來的風險不相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