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邏輯自上而下地垂直滲透絕不僅僅是那些可惡的國外投資者造成的。凡是資本市場已經國際化的地方，本國財富佔有者立即晉陞為國家審查員。他們可以最終把自己的錢投向別的什麼地方。在歐洲，沒有一個國家像瑞典那樣，如此強烈地感受到這一點。最初，由於它被奉為榜樣的社會福利政策而被人們交口稱譽，這個國家努力盡可能實現一個社會公正的資本主義。但是所有這些在今天已經所剩無幾。康采恩公司和財富佔有者自80年代末期以來，把越來越多的勞動崗位和儲蓄資本轉移到國外。儘管國家徵稅收入有所減少，政府還是降低了對高額收入的徵稅。財政預算赤字日益膨脹，政府被迫對大量社會福利計劃進行限制。
然而，這些還不能很快地滿足市場要求。1994年夏季，工業大王斯卡尼亞卡車公司的主要股東彼得·瓦倫貝爾格威脅說，如果政府——當時還是一個保守黨聯盟執政——不把國家赤字降下來，他就要把康采恩中心轉移到國外。斯堪的納維亞最大的保險公司斯堪的亞公司的老闆布耶爾恩·沃爾拉特甚至要求聯合抵制瑞典的國家債券，直到以歐洲平均利率進行交易為止。第二天，斯德哥爾摩的定息證券就賣不出去了。瑞典克朗的匯率與它的股票價值一起同時下跌。政府和所有接受瑞典克朗貸款的人，今後對於所借的錢必須以4％的利率進行償還，這比德國馬克的利率還高。這個國家深陷債務之中，大幅度削減預算已不可避免。今天瑞典對窮人的救濟縮減得比德國還要少。
就這樣，瑞典走上反社會福利的路線，這個原來被奉為楷模的國家現在又在為一個高值貨幣和相對優惠匯率而得意洋洋。威脅自然依舊存在。1996年1月社會民主黨總理格蘭·佩爾松清楚地看到了這種危險。在競選鬥爭中他公開建議，他對失業和患病的救濟提高到原收入的80％。兩天以後，穆迪公司公佈了它的報告，據稱瑞典國家穩定金融財政的措施是很不夠的，它必須「進一步削減社會福利計劃」。第二天，定息證券和股票匯率下降30％至100％。瑞典克朗的表面價格也在直線下滑。
在德國，人們也正在按照同樣的腳本拆毀試圖通過高額累進稅限制社會不平等的社會福利國家。保守黨一自由黨聯盟政府遵循工業界和銀行界的要求逐步改進稅收體系。最近他們又兩次降低公司所得稅納稅標準，因而使大企業獲利。最大公司納稅比例下降了5％。此外，對於獨立經營者的折舊優惠大幅度上升。相反地，由於德國統一而增加的所有負擔都完全落到群眾性徵稅上面，首先是工資稅和增值稅。結果不言自明：1983年，赫爾穆特·科爾就任聯邦總理上台執政時，公司和獨立經營者承擔全部納稅負擔的13．1％。13年以後，這個比例減少一半，降到5．7％。1992年在布魯塞爾辦公的歐洲聯盟的一個高級專家小組確認，在向公司徵稅方面，德國已落後於美國、日本以及西歐平均水平。聯邦德國至少在稅收方面，長期屈服於全球範圍內對社會福利國家的攻勢，而且在資本市場能夠利用高利率對它進行懲罰之前，就已經投降了。
就是美國政府目前也正順從地遵循那些操縱資本流動的金融界人土的判斷。1992年比爾·克林頓進入白宮。他曾向選民們許諾實行一個內容廣泛的改革綱領。處於衰落中的各州公立學校應當重新振興成為一個能發揮重要作用的教育體系，每個美國人未來都將獲得疾病醫療保險，但是，不增加國家開支這個方案就無法實現。大選以後，美國債券匯率開始下降。投資的銀行家們公開結成反對改革的統一陣線。克林頓就職幾個月以後，也就是早在他失去議會多數以前，改革計劃就已被迫擱淺。多年擔任克林頓顧問的詹姆斯·卡維勒灰心喪氣地宣佈：「以前我希望，如果能夠再降生一次，下輩子我要當總統或教皇。現在我希望，若重新來到這個世界上就要像息金市場一樣，一個人要能使每個人都感到威脅。」
由於屈從金融市場的統治，結果就會造成對民主的沉重打擊。今後雖然每個公民都有一張選票，政治家也總是要在所有社會階層之間尋找利益平衡，以便獲得多數。無論是在瑞典、美國或者德國，都是如此。但是在選舉以後，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卻是金融學家所稱的貨幣投票權。這不是一個道德問題。職業的貨幣管理人員所履行的只是他們的委託，這種委託要求為被托管的資本帶來盡可能高的利潤收益。今天他們憑借自己的優勢力量，可以向百年以來通過階級鬥爭和社會平衡改革政策千辛萬苦所爭得的一切成果提出挑戰。
在這裡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社會民主黨人控制資本所取得的巨大勝利，今天卻又在全球範圍推動了資本主義的自由發展。不斷提高工資和國家組織的社會福利測器保護使得近50年內出現了一個中間等級社會，現在金融市場也在辦理中間等級的儲蓄存款工作。在以往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這麼多人所擁有的收入大大超過維持日常生活的必需開支。由於他們在保險公司、銀行、基金公司的儲蓄而給別人提供了向工會和社會福利國家發動猛烈攻擊的材料。德意志銀行調查部估計，世界範圍內投資資金僅為7萬億馬克，其餘10萬億馬克則由養老儲蓄方案的設計者如由德國的各種保險公司管理。工薪優厚的中間等級公民因此經常身兼犧牲者與實行者、贏利者與失敗者的雙重身份。當他們的資本——人壽保險利率提高的時候，他們的收入由於稅賦的加重而蒙受部分損失。他們把自己的儲蓄交給投資基金公司，而這些投資基金公司的經理作為他們僱主的最大股東明天就會在那裡成立一個董事會，該董事會——為了資金投資者的利益，會無情地推行合理化，剝奪他們的勞動崗位。
關心債券匯率與貨幣穩定的各國政府因此完全有理由要求為福利社會一部分人的目標服務。只有那些不再擁有值得一提的儲蓄存款或被迫失業的人並且已無法再進行儲蓄的人才會從爐子的鐵罐子縫中漏下去。國家通過市場所作的「盲目懲罰」遠遠不像貨幣主義者要人們相信的那麼「健康」。這種懲罰不僅否定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民主政治不但要服從於市場法則，還要服從另外的法則，而且還把各民族之間的社會文化差異拉平，製造出一種可怕的日益增長的潛在衝突。
瑞典的大多數人時至今天也不希望他們的社會單純追求資本利潤的目標。只是由於這一點，瑞典政府才反對削減社會福利國家。而加拿大總理克雷蒂安在1995年春季沒有選擇繼續縮減國家財政預算的作法，此時此刻他的最重要目標是必須保護國家不要分裂，法語省份魁北克正在用要求分離出去的全民投票威脅著這個國家。他曾經削減劃撥給這個省政府的經費，結果只是使分離主義分子有了更多的追隨者，使他的國家蒙受更大的經濟損失。1992年，意大利政府也不再如一些教授和投機分子嘲笑的那樣從官僚主義的愚昧出發反對里拉貶值，而且他們還要保護數百萬——根據銀行建議——通過抵押樓房住宅換取資金的家庭。這種抵押是以歐洲聯盟的貨幣歐元來結算的，由於歐洲貨幣體系的總崩潰，他們的歐元收入貶值大約三分之一，他們不得不把30％的收入返還給抵押銀行，否則的話他們的房子就只值1個里拉。因此投機者被巧妙地送到討厭的右翼政黨聯盟「自由聯盟」的手中。它的激進傳道者、新法西斯分子賈恩弗蘭索·菲尼表現出維護佔便宜的抵押債務人利益的代言人的特點。
而在各民族之間關係中，金融市場也在挑起衝突，這些民族越來越多地被剝奪政治調控能力。被迷信市場的經濟學家稱作世界金融法庭的外匯市場和有價證券市場經常作出極不公正的判決，它根本不知道什麼是法律，只會製造經濟混亂，而不是公正。
這些追逐利潤的人在貿易空間中原則上首先選擇經濟大國，而不是首先選擇小國，完全不管國家金融和國民經濟的狀況如何。像愛爾蘭、丹麥、希臘或者泰國，對它們實際支付利息不超過2％，因為它們是小國。從市場技術上有一種絕對化的思想，即認為市場越小，風險越大，在發生危機的時候就找不到買主。1995年以前擔任德意志銀行外匯主管人的克勞斯·彼得·默利茨解釋說：「這就像電影院失火以後，所有的人都想逃出去，但是出口不夠。」這種「退場風險」值得人們去上一筆風險保險。但從國民經濟學角度來看，這個原則還是很荒唐的，它使投資成本昂貴。
與此同時，大國遠遠不像小國那樣害怕市場的判失。從這種判決中撈取好處的首先是美國。世界上任何國家都不能像美國那樣動用別人的儲蓄資本為自己服務。近10年以來，美國統計顯示出一種負數的國際收支，這也就是說，消費者。公司和政府從國外借來的錢遠遠超過了他們對世界市場的投資。自1993年以來，這筆虧空總計佔全部社會生產的10％，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債務人。儘管如此，美國公司或者建築商人絕對不償付過高的懲罰利息。這個純粹的市場大國只關心如何使美元投資相對安全，並因此保持吸引力。此外，還關心如何使美元今後繼續成為世界範圍的儲備貨幣。在各國貨幣發行銀行的全部硬通貨儲備中60％以上都是美元，全部私人儲蓄中幾乎有一半是美元。而且一位中國農民或者一位俄羅斯工人都要把他們的美元盈餘保存積攢起來，雖然美國實際經濟成就不到女界生產的五分之一。任何一屆美國政府都知道，如果牽涉到他們貨幣的穩定，就會有一半世界站到他們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