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亞特蘭大這樣被人加以炫耀的高度技術化的城市機器目前正在統治著地球，然而這些城市又日益變成孤島。這些遍佈世界的富庶群島甚至就像是由繁榮的飛地（即本國領土內的外國土地）組成的。而在迄今為止的發展中國家中，吉隆坡僅僅是全球經濟的一個城堡。世界的絕大部分則相反地蛻變為這個星球上的一塊塊破破爛爛的地區，甚至變成擁有巨型貧民窟的巨型城市，在這裡，有數十億人艱難度日，每週要增加100萬人口。
「與此同時，我們頗為難堪的冷漠態度正在變成一種心安理得的冷漠」——1995年3月，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曾警告人們說，「對於發展援助的任何興趣都已消失，照這樣下去，每個國家所關心的只能是自己的後院了。」在這位性格多變的國家領導人去世一年以後，對後院的關心縮小為對於采光並的關注。
358名億萬富翁所擁有的財富相當於總計25億人，即幾乎世界一半居民的所有財產。工業國家用於第三世界的開支一再壓縮。1994年這筆開支在德國尚且為本國經濟力量的0．34o，1995年則為0．31O（奧地利1995年為0．34o）。與此同時，來自福利國家的私人投資已超過國家間的發展援助，然而，只有少數地區從中受益。「由於風險」，投資者的預計資本利潤率為每年30％，例如對印度和印度尼西亞輸水管道建設的投資就是如此。儘管北部國家的政府唸經般地反覆許諾，保證作出決定性讓步，發展中國家的債務還是不斷增加。1996年必須償付的債務上升到1．94兆美元，是10年前的2倍。
埃及作家穆罕默德·塞伊德·阿邁德解釋說：『審過境遷，南北對話如同東西衝突一樣，都已經死亡。發展的思想也已經死亡。對於這些問題不再有什麼共同語言，甚至連一個共同詞彙也沒有。南部，北部，第三世界，解放，進步，所有這些表述都再也沒有什麼意義了。」
在歐洲和美國，聲稱「我們自己也早就需要別人幫助」的噪音越來越大了。甚至居住在繁榮城市地區的幾百萬選民也說，我們成了新時代的受騙者。由於在勞動崗位、職務晉陞。子女前途等問題上感到憂心忡忡而絞盡腦汁的人們現在又不知不覺地產生了新的懷疑。目前尚且被看作為理所當然的西方中間等級的福利水平從歷史角度來看，僅僅扮演著大型卡狄威，即享受補貼的柏林豪華購物大樓的角色。它在消費貧乏的共產主義東方可以引起轟動，但是對於西歐生活標準來說，不管如何宣傳都決沒有代表准。難道不是嗎？
這個社會從經濟上正不斷分裂，失去安全感的人們越來越經常地從排擠他人和分裂中尋找他們的政治藥方。在以往的幾年中，地圖上增加了幾十個國家。在亞特蘭大奧運會上已經有197個國家的代表隊進入體育館。意大利人、甚至瑞士人都在為自己的民族本體而奮鬥，因為民族統一處於危險之中。在意大利共和國成立50週年以後，在文蒂米利亞和的裡亞斯特之間的各省中甚至有50％的公民支持北方聯盟的抗議運動。它的領導人烏姆貝爾多·博西號召人們炸毀意大利廣播電視台的轉播站。博西甚至宣佈1996年9月15日要成立一個獨立的新國家。而在世界其他地區許多繁榮國家也發生了分裂。迄今為止充滿和平寧靜氣氛的加勒比海度假島嶼聖基茨島和尼維斯島正準備脫離聯邦政府。
加拿大和比利時被本國不同語言集團的爭執搞得精疲力盡。在美國，使用多種語言的移民長期以來認同於一種共同的民族語言，而數百萬西班牙移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卻拒絕使用英語。種族主義在所有地方都在加強，在許多地區面臨從事暴力活動的民族主義或地區沙文主義復活的危險。
與19世紀和20世紀初傳統戰爭相反，今天多數戰爭不是在各國之間，而是在每個國家內部進行的。1995年世界範圍內有50場武裝衝突，只有2場遵循了人們熟悉的模式，即秘魯與厄瓜多爾、黎巴嫩與以色列之間的戰爭。這種新的民族國家邊界以內的衝突幾乎沒有引起國際上的注意。在南非，結束種族隔離後一年之內有17000人被暴力活動奪去生命，比長達16年之久的國內戰爭打死的人還要多。
世界組織以危險的強制機制對非洲大陸達到極點的悲劇作出反應。美國計劃在1999年以前全部關閉的21個駐外的國外援助辦事處中，有9個設在非洲，許多人對地球的這一部分地區失去了希望。北美的第三世界專家羅伯特·卡普蘭設想說：「在這方面，非洲對於未來的世界政治也許是十分重要的，如同100年以前，兩次巴爾幹戰爭以前和第一次世界戰爭以前的巴爾幹一樣。」「正是因為非洲大部分地區已陷入深淵，它使這裡的人們最先嘗到數十年戰爭，種族隔離和種族政策的滋味。」
在塞拉利昂和喀麥隆之間的城市，首先是弗裡敦、阿比讓、拉各斯，在夜間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城市。象牙海岸的首都有10％的居民成為攜帶愛滋病病毒陽性者。卡普拉判斷說：「在這個星球上沒有一個地方像西非那樣，在政治地圖上徒有其表，實際上一敗塗地。」盧旺達、布隆迪、扎伊爾、馬拉維以及其它非洲國家都成了種族戰爭和國內戰爭的典型。
世界範圍內居民人口的增加95％都集中在地球上的貧困地區。對於是否會爆發新的戰爭，人們幾乎不再發問，而是關心它採取一種什麼樣的方式，是誰打誰？1994年22個阿拉伯國家中有17個國家報告經濟成就下降，其中許多國家在未來20年內居民數目可能會再增加一倍。水源很快地將在各地日益緊缺，在中亞，如沙特阿拉伯、埃及、埃塞俄比亞都是如此。在這樣一種環境內，「伊斯蘭教恰恰由於它反抗壓迫的好鬥性而具有勉力。這個世界上人口增長最迅速的地區，也是唯一的已經打得不可開交的地區。」——卡普蘭總結說。從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到印度尼西亞，分裂主義者和宗教狂熱分子獲得了越來越多的追隨者。
早在1993年夏天，哈佛大學教授塞綴卡·亨廷頓曾在面向研究外交政策的知識分子的美國著名刊物《價交事務》上發表了一篇論文，提出了現在已經變得非常著名的問題：「文明的衝突」。他的命題是，為什麼決定未來的不再是社會理論衝突或秩序政策衝突——如冷戰時期那樣，而是受宗教與文化制約的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這個命題首先在西方工業國家中引起了巨大關注。在匈奴人、土耳其人、或者俄羅斯人佔領歐洲若干世紀以後，那種原始的恐懼情緒在亨廷頓那裡得到了令人滿意的證實。然而這種恐懼有道理嗎？這位哈佛戰略家解釋說，民主的西方將與世界其餘地區，與專制君主和神權政治國家，諸如薩達姆·侯賽因或阿亞圖拉·霍梅尼所結成的聯盟進行最後的衝突，後者甚至會得到有工作效率的、信奉儒教的、低工資國家的支持。然而，事實真是這樣嗎？
人們提出越來越多的疑問，特別是在新的、空間日益狹小、各城市緊密聯繫的世界內，迄今為止的福利國家以令人目瞪口呆的速度破壞自己的社會福利網絡，並由此挑起西方的政治衝突。與此同時，各國精英們正在接受全球性統一文化的約束。首先是正在崛起的亞洲，一切都在發生變化。社會分化和斷裂正在威脅中國。美國負責全球問題的第一國務秘書，與克林頓總統關係密切的一位親信蒂莫西·沃思認為：『沖國很快就要碰壁」，「中國的崩潰也許很快就會成為壓倒一切的話題。
中國農民已經對於他們貧苦的農村生活感到厭煩。20年前，他們從國家控制的廣播電台中根本無法聽到關於供應相對比較好的城市生活的任何信息。如果有什麼人向他們講述了城市情況，使得他們也想搬進城市，那麼沿著各省公路嚴密佈置的警察崗哨立即會把他們擋回去。現在他們加入了一個流動大軍的汪洋大海，在貧民窟中尋找繼續生存的地方，遠離共產黨和居民委員會的任何監督。這種四處流浪的移民群眾已有1億多人，人們可以直接感受到，對於這個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造成了一種如何巨大的壓力。
而印度，在世紀之交以前將是這個星球上第二個容納10億人口的國家，日益陷入緊張狀態。在報紙上以大字標題出現的恐怖城市中，孟買和新德里已經把墨西哥城和聖保羅遠遠地拋到後面。今天，這兩個畸型大城市各有居民1000萬人，幾乎用不了20年，這個數目將再增加三倍。巴基斯坦不久以後也將要為目前尚且不引人注意的大都市卡拉奇的國際形象擔憂。到2015年，居民人數可能從目前的不到1000萬迅速上升到2000萬。
新德里行政管理當局經常是從人造地球衛星傳送的圖像上才發現，他們的這個大城市在什麼地方已經又長出一塊——這一切都是無計劃、失去控制、未經批准的。白天大街變成3米寬、100米高、煙霧騰騰的隧道。整個城市都在廉價汽車發動機「嘎一嘎一嘎一」排出的煙霧中呼哧呼哧地喘氣。三分之一的兒童都患了變態反應的支氣管哮喘，普通的醫療藥品只能暫時地使病情減輕。每年有2200人死於交通事故。這種交通事故與汽車的比例是美國的3倍。新德里70年代還以花園城市著稱，現在被這個國家的一位部長稱作「令人無法居住的」、「亞洲生態黑洞」。
自從印度對外經濟開放以來，孟買已成為「世界上最昂貴的貧民窟」（專欄作家蘇德西爾·穆爾基的話）。早上出租車裡的味道說明肯定有人在裡面睡過覺，出租車的司機不想在回家的路上花掉幾個小時時間。這個城市每天必須從街道上清理掉2000噸垃圾，此外還需要建蓋幾十萬個廁所。這個城市市政管理部門所提供的城市用水僅為需求總量的三分之一。
儘管如此，還有數百萬農村居民，或者小城市居民正在遷入這些巨型城市。關於新德里的一份調查表明，多數移民加入搬遷行列是因為他們的朋友或者家庭成員已經在這些大城市中生活，可以提供一個勞動崗位的機會。新來的人總是要比生在大城市的窮人自我感覺好得多。而由此引起的社會矛盾可能使他們再踏上新的、而且是跨越國境的移民運動的行程。
德國聯邦部長克勞斯·特普費爾在北京進行工作訪問時發現，中國呈現出一種很脆弱的形象。他提醒李鵬總理說，在中國必須要保護人權。李認為，他已經保障了他的人民獲得這種權利，他反駁說：「但是，德國是否已經準備每年接收1000萬至1500萬中國人，並照顧他們呢？」
這個出乎意料的反應使得這位西方民主傳教士啞口無言。傳普費爾事後回憶說，「這場令人難以置信的諷刺」曾使他毫無招架之力。共產黨人的爭辯難道僅僅具有譏諷意味嗎？它所包含的正是今天人類本身，特別是今天北美和歐洲的獲勝者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問題：在這個很快就會增加到80億居民人口的藍色星球上還能向人們提供多少自由？準確地說，還能提供什麼樣的自由？什麼樣的規則、什麼樣的社會形式能夠幫助人們解決環境問題、食品問題、經濟問題？
世界政治的高層正陷入一場令人不快的煩惱之中。聯合國秘書長布特羅斯·布特羅斯一加利最近在他的報告中警告人們說：「我們正處於一場世界範圍的革命中」，「我們這個星球正處於兩種巨大的、相互矛盾力量的壓力之下：全球化與分散化。」
加利以深為不安的口吻補充說：「歷史已經證明，處於革命變革中的人們，只有極少數人才懂得這場變革的最終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