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先生名鑄，字勉旃，別號丏尊。浙江上虞崧廈鄉人也。曾小築於白馬湖邊，未遑久居。清光緒十二年生，十九歲留學日京，二十二歲歸。初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譯教，旋任學舍監，司訓育，合兼授國文、日文。余與先生計交於宣統三年秋，同事者十年。民國元二年之際，是校遵令改制，易名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故友經亨頤先生為校長。元年秋，李先生叔同亦來任教習。李與夏，故為留東學友，相交尤契。經先生善治印，先生效之，亦頗可觀。嘗自刻一印，曰無悶居士。是時，時和年少，不應有悶，而自勉曰無悶，蓋其內心已悶悶矣。校中諸師，皆一時俊彥，學子亦多純良，故學風甚盛。先生為人率真，日與諸生同捨處，身教之功頗著。捨中嘗患失物，頗難稽。先生問策於李，李先生曰：若欲以人格感化人，君當自殺。先生韙之，乃絕食。竊物生卒自白，後無此患。民國五六年間，李先生以試驗斷食故，始與佛為緣，卒至披薙人山。其試驗斷食之機，乃先生動之也。李入山後，易僧名，曰弘一。先生又切生死，諸事為之護持，而亦自染佛化，但不茹素，不為僧，嘗口學佛在心不在形，放至晚年雖亦皈依佛法，而以居上終其生。民國八九年間，教育趨向隨世界思潮而變革，由靜而動，由柔而剛，由內而外，標榜之曰新教育。其實教育為時代之先驅，無來不新，無往不舊，而彼頑固之徒，執持成見，輒加阻梗，於是引起新舊之爭，而學風亦驟趨激盪，此非一校為講也。其風來自北京，而斯校先迎之，乃遭時忌。先生為教，素重學生個性，並主思想自由，蓋以青年思想，若不任其自由表露，即無從是其是而非其非。昔宰我欲短喪，孔子非惟不斥其不孝，且不禁其發言，俟其傾吐而喻之以理，自然感化，此即啟憤發悱之道，宰我所以卒成大賢。民國八年冬，學生自治會出刊物，每編竣，須送稿受審于先生。某次，學生施某屬一文，題回《非孝》，其文多作批評語，原冀與人切磋者，先生未之刪，及印行，社會嘩然，至訾先生與劉大白、陳望道、李次九三國文教師曰四大金剛。大吏以耳代目，斥為洪水猛獸，一若此文為全校教師代表作者，乃張大其事，藉故責成校長革教師。經校長素剛正，不受無理之命，乃激起絕大學潮。其事另詳經先生傳。既而經校長卒得合理去職，先生亦去。今先生已蓋棺，可以定論。試問一生端正如先生者，果若洪水猛獸否耶？自是以後，歷任長沙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寧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學、上虞私立春暉中學、上海私立南屏女子中學等校教職，所至悅服。又在上海與諸同志創辦立達學園，並任開明書店編輯主任十數年，間嘗為法藏寺譯藏經，貢獻於文化與教育界者實多。先生之於文學，最注重研析字義及同類性質、作文法則等，義理務合邏輯，修辭不尚浮華，其為語體文也，簡當明暢，絕無一般疵累之習，善於描寫及表情，故其所譯世界名著如《愛的教育》、《綿被》及自撰之《平屋雜文》等，讀之令人心神豁然，饒有餘味，如見其人，如見其事也。丁丑以後，八年國難，先生與余同陷於滬，乃同誓以守約工夫，克服困厄。往日同聲相應，此日同病相憐，故過從益密。先生侷處蝸室，與夫人相對，晏如也。節衣，縮食，渴飲，餓餐，初尚勉強而行之，後竟困而行之，以至於死。敵人屢以利誘之，不動，乃加威脅，羈囚十餘日，不屈，無如之何，乃釋出，坦然如故，其堅貞如此。初聞寇降，大喜，既而漸不如望，乃復悶悶矣。先生性耿介，一生無請托，且戇直，能為人之畏友。體素健碩，今才周甲，宜不至遽萎，然自中年後，凡事皆悲觀，以悲觀之人，生衰亂之世，自必心常鬱結，易致疾病，且生平嗜酒成癖，老來借酒澆愁，更易傷生。此適與余相反，余素樂天，興至方歡，可大飲，亦可不飲，故不為酒困。此先生之所以少我一歲，而先我而逝世。嗚呼！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國歷四月二十三日即舊歷三月二十二日，先生以病卒於滬，享壽六十有一。臨終時，只以弘一大師遺物保存事相付託，無他語。卒後二十一日，其子若孫遵遺囑舉行火化於法藏寺。
贊曰：上窮見節義，歲寒知後凋。夏先生曩曾不見諒於俗人，而今當無間言矣。若能以先生清介之風，推之於人人，則舉世非人之事，皆可廓而清之矣。今也，長松（經）先折，晚晴（李）繼寂，而先生又已逝矣！高山無語，流水不回，人往風微，吾誰與歸？（經亨頤先生長松山房及弘一大師晚晴院皆在上虞白馬湖邊與先生平屋為鄰。）
一九四六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