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夏先生認識雖已多年，可是比較熟悉還是前幾年同在困苦環境中過著藏身隱名的生活時期。他一向在江南從未到過大江以北，我每次到滬便有幾次見面，或在朋友聚宴上相逢，但少作長談，且無過細觀察性行的時機。在抗戰後數年（至少有兩年半），我與他可說除假日星期日外，幾乎天天碰頭，並且座位相隔不過二尺的距離，即不肯多講閒話如我這樣的人，也對他知之甚悉了。
夏先生比起我們這些五十上下的朋友來實在還算先輩。他今年正是六十三歲。我明明記得三十三年秋天書店中的舊編譯同人，為他已六十歲，又結婚四十年，雖然物力艱難，無可「祝嘏」，卻按照歐洲結婚四十年為羊毛婚的風氣，大家於八月某夕分送各人家裡自己烹調的兩味菜餚，一齊帶到他的住處——上海霞飛路霞飛坊——替他老夫婦稱賀；藉此同飲幾杯「老酒」，聊解心憂。事後，由章錫琛先生倡始，做了四首七律舊體詩作為紀念。因之，凡在書店的熟人，如王伯樣，徐調孚，顧均正，周德符諸位各作一首，或表禱頌，或含幽默，總之是在四圍鬼蜮現形民生艱困的孤島上，聊以破顏自慰，也使夏先生漱髯一笑而已。我曾以多少有點詼諧的口氣湊成二首。那時函件尚通內地，葉紹鈞，朱自清，朱光潛，賀昌群四位聞悉此舉，也各寄一首到滬以申祝賀，以寄希望。記得賀先生的一首最為沉著，使人興感。將近二十首的「金羊毛婚」的舊體詩輯印兩紙分存（夏先生也有答詩一首在內）。因此，我確切記明他的年齡。
他們原籍是浙東「上虞」的，這縣名在北方並不如紹興．寧波，溫州等處出名。然在滬上，稍有知識的江浙人士卻多知悉。上虞與蕭山隔江相對，與徐姚、會稽接界，是沿海的一個縣份，舊屬紹興府。所以夏先生是絕無折扣的紹興人。再則此縣早已見於王右軍寫的曹娥碑上，所謂曹氏孝文即上虞人，好習小楷的定能記得！
不是在夏先生的散文集中往往文後有「白馬湖畔」或「寫於白馬湖」之附記？白馬湖風景幽美，是夏先生民國十幾年在浙東居住並施教育的所在。——以後他便移居上海，二十年來過著編著及教書生活，直至死時並未離開。他的年紀與周氏兄弟（魯迅與啟明）相仿，但來往並不密切。即在戰前，魯迅先生住於閘北，夏先生的寓處相隔不遠，似是不常見面，與那位研究生物學的周家少弟（建人）有時倒能相逢。夏先生似未到北方，雖學說國語只是紹興口音；其實這也不止他一個人，多數紹興人雖在他處多年，終難減輕故鄉的音調，魯迅就是如此。
平均分析他的一生，教育編著各得半數。他在師範學校，高初級男女中學，教課的時間比教大學時多。惟有北伐後在新成立的暨南大學曾作過短期的中國文學系主任。他的興趣似以教導中等學生比教大學生來得濃厚，以為自然。所以後來滬上有些大學請他兼課，他往往辭謝，情願以書局的余閒在較好的中學教課幾點。他不是熱鬧場中的文士，然而性情卻非乖俗不近人情。傲誇自然毫無，對人太溫藹了，有時反受不甚冷峻的麻煩。他的學生不少，青年後進求他改文字，謀清苦職業的非常多，他即不能一一滿足他們的意願，卻總以溫言慰安，絕無拒人的形色。反而倒多為青年們愁慮生活，替人感慨。他好飲酒也能食肉，並非宗教的純正信徒，然而他與佛教卻從四十左右發生較為親密的關係。在上海，那個規模較大事業亦多的佛教團體，他似是「理事」或「董事」之一？他有好多因信仰上得來的朋友，與幾位知名的「大師」也多認識。——這是一般讀夏先生文章譯書的人所不易知的事。他與前年九月在泉州某寺坐化的弘一法師，從少年期即為契交。直至這位大徹大悟的近代高僧，以豪華少年藝術家，青年教師的身份在杭州虎跑寺出家之後，並沒因為「清」「俗」而斷友誼。在白馬湖，在上海，弘一法師有時可以住在夏先生的家中，這在戒律精嚴的他是極少的例外。抗戰後幾年，弘一法師避地閩南，講經修誦，雖然郵遞遲緩，然一兩個月總有一二封信寄與夏先生。他們的性行迥異，然卻無礙為超越一切的良友。夏先生之研究佛理有「居士」的信仰，或與弘一法師不無關係。不過，他不勸他人相信；不像一般有宗教信仰者到處傳播教義，獨求心之所安，並不妨礙世事。
他對於文藝另有見解，以興趣所在，最欣賞寄托深遠，清澹沖和的作品。就中國舊文學作品說：杜甫韓愈的詩，李商隱的詩，蘇東坡黃山谷的詩；《桃花扇》《長生殿》一類的傳奇；《紅樓夢》《水滸》等長篇小說，他雖尊重他們，卻不見得十分引起他的愛好。對於西洋文學：博大深沉如托爾斯泰；精刻痛切如要以陀思妥夫斯基；激動雄抗，生力勃變如囂俄之戲劇、小說，拜侖之詩歌，歌德之劇作；包羅萬象，文情兼茂如莎士比亞；寓意造同高深周密，如福樓拜，……在夏先生看來，正與他對中國的杜甫、蘇東坡諸位的著作一樣。稱讚那些傑作卻非極相投合。他要清，要摯，又要真切要多含蓄。你看那本《平屋雜文》便能察覺他的個性與對文藝的興趣所在。他不長於分析不長於深刻激動，但一切疏宕，浮薄，叫囂蕪雜的文章；或者加重意氣，矯枉過正做作虛撐的作品，他絕不加首肯。我常感到他是摻和道家的「空虛」與佛家的「透徹」，建立了他的人生觀，——也在間接的釀發中成為他的文藝之觀念。（雖則他也不能實行絕對的透徹如弘一法師，這是他心理上的深苦！）反之也由於看的虛空透徹，——尚非「太」透徹，對於人間是悲觀多樂觀少；感慨多讚美少；躊躇多決定少！個性，信仰的關係，與文藝觀點的不同，試以《平屋雜文》與《華蓋集》，《朝花夕拾》相比，他們中間有若何遼遠的距離？無怪他和魯迅的行徑，言論，思想，文字，迥然有別，各走一路。
他一生對於著作並不像那些規文章為專業者，爭多競勝，以出版為要務。他向未有長篇創作的企圖，即短篇小說也不過有七八篇。小說的體裁似與他寫文的興會不相符合，所以他獨以敘事抒情的散文見長。從虛空或比擬上構造人物、佈局等等較受拘束的方法，他不大歡喜。其實，我以為他最大的功績還在對於中學生學習國文國語的選材，指導，啟發上面。現時三十左右的青年在戰前受中學教育，無論在課內課外，不讀過《文心》與《國文百八課》二書的甚少。但即使稍稍用心的學生，將此二書細為閱讀，總可使他的文字長進，並能增加欣賞中國文章的知識。不是替朋友推銷著作，直至現在，為高初中學生學習國文國語的課外讀物，似乎還當推此兩本。夏先生與葉紹鈞先生他們都有文字的深沉修養，又富有教讀經驗，合力著成，嘉惠殊多。尤以引人入勝的，是不板滯，不枯燥，以娓娓說話的文體，分析文理，討論句段。把看似難講的文章解得那樣輕鬆，流利，讀者在欣然以解的心情下便能瞭解國文或國語的優美，以及它們的各種體裁，各樣變化，——尤以《文心》為佳。
夏先生對此二書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工力。尤其有趣的當他二位合選《國文百八課》，也正是他們結為兒女親家的時候。夏先生的小姐與葉先生的大兒子，都在十五六歲，經兩家家長樂意，命訂婚約。夏先生即在當時聲明以《國文百八課》版後自己分得的版稅一慨給他的小姐作為嫁資。於是，以後這本書的版稅並非分於兩家。可謂現代文士「陪送姑娘」的一段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