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底樓的自助餐廳裡找到唐納多。他坐在一根柱子後面所以人們很難發現他，他剛剛消滅了一塊「漿果派」，正在讀一本《瓦街的旅行》。
「我現在是進退維谷。」我告訴他我的麻煩，一面毫不客氣地把他剩在盤子裡的一塊麵包皮吞進了肚子。「我需要拿點成績給高羅威，可我不能回去說，到波士頓的那趟是英雄白跑路，而且從那以來我一直只是在捉自己的尾巴。我自己都已經弄不明白，醫生是否真的有罪。」
一個穿著黃色絲質束腰長袍的印第安女人緩緩走過來坐在我們旁邊。有些倦怠地放下一個托盤。另一個文職人員正在為他的週末度假作準備。
「現在是我找出事情的根源的時候。我認為我應當暗中進行。安裝上一個竊聽器，然後裝作病人到醫生那兒去，問他要止痛藥看他是否會給我。」
「為什麼你以前不用竊聽器？」
「我沒有理由要讓高羅威批准一套秘密行動方案。」
「你仍然沒有。」
「對，但是現在不管怎麼樣我都得這樣做了。」
「不經批准？」
我點點頭，把像酸性嘔吐物一樣沿著我的喉管升起來的憂慮嚥了下去。
「我知道這是有一點越界。」
「界限以外的方法。」
「你會配合我嗎？監聽竊聽器？」
「自行其是的行動？如果搞砸了怎麼辦？」
「不可能搞砸，這太簡單了。你跟我每個人都這樣幹過上千次。」
唐納多把鬍子撥拉得根根直立，這和他平時耐心的性格格格不入，每當他想要對付什麼惱人的事情時就會有這番舉動。
「這是冒險。」
「有節制的冒險。」
唐納多搖著頭：「不關我的事。」
「我明白了。」我覺得一陣燥熱，自己好像很愚蠢，而且突然像是失去了什麼。「算了，我用微型錄音機，放在我的手提包裡。」
唐納多喝完了他剩下的檸檬水。
「帕姆金開始上法律學校了，我告訴過你嗎？」
「她真好運。」
「我本來希望她等到傑裡米讀進高等學校再說的，但是那需要兩年多的時間。」
「他學得很艱難嗎？」
「現在跟一個家庭教師學，但是注意力總是嚴重分散，他們說這是他新添的毛病。事物總有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吧。但羅謝爾不想再等了。」
他站起來扔掉了他留下來的垃圾。自助餐廳的味道就是一隻滿身油膩、熱烘烘的野狗。我們經過一張政府合作人員的餐桌：一個日本職員正在用一雙筷子吃自己從家裡帶來的，裝在塑料飯盒裡的食物；兩個白種男人光著膀子只穿了件襯衫，一個菲律賓女孩旁邊放了一隻仿皮挎包。可他們在一起，究竟用什麼語言進行交談呢？
我們走到門口的時候，他搶步上去替我把門打開。
「我跟你合作。」他說。
我滿懷感激地抬頭看他，但他的目光卻已射向了樓前的廣場。那兒有一群拍片子的人，有的在架設折疊帆布椅，把電纜線從護道灌木叢中拉過來，有的在把笨重的攝影機安裝在三角架上，或者正打開裝滿了照明設備的黑色箱子。從聯邦大樓出去的一大幫工作人員伸長了脖子呆呆地看那個電視女演員，她濃密的淡黃色頭髮看起來相當熟悉。我知道如果那是簡娜·瑪森的話，肯定又將引起一場騷亂。我們一直向前走，直到一個拿著步話機的小子擋住了我們的去路，讓我們繞道從側門走。我不喜歡被這些平民百姓呼來喝去，我也真他媽地討厭別人叫我「女士」。
在洛杉磯，你應當習慣於看到攝影組隨處地拍攝外景，這對當地的經濟有好處，許多人也認為這相當刺激。但是對我來說，除了讓我心裡隱隱發痛之外，它什麼狗屁都不是。這些自高自大的傢伙侵佔了我們的廣場，當成他們自己的領地，只不過是因為——讓我們正視這點吧——電影人似乎是特殊的，他們凌駕於我們的生活之上。
然而，當下到這個自助餐廳裡時，我們就完全一樣了。
試用竊聽器械的小房間在庫房最南端的角落裡，門上沒有任何標記。
我討厭到那兒去，那管理員的半邊臉上爬著一個可怕的紫色胎記，而他卻以人們同樣難以承受的熱情來做補償，每一次辦理事務都點著頭鞠著躬。他有一個微型電視機，總是在播放些肥皂劇，牆上貼著三張明信片，是別人休假時寄給他的，他成天呆在他自己這個狹小陰暗的王國裡，擺弄這些整齊有序地收藏在金屬擱板上的錄音和攝影器材。填完那些複寫表格，你就會知道，是否這裡是一間通向地獄的接待室，還有是否這裡有一位保管員，這個可憐的傢伙帶著與生俱來的胎記在這裡忍受著永久的痛苦，或者也許你的不自在反而會對你將要採取的行動，對你將要越過的界限有所幫助：對公民進行竊聽，記錄他們最為隱密的行為。
我巧妙地安排了一次與依貝哈特大夫的晤面。我和那位接待員交涉時借口說我在一次車尾被撞的事故中落下了背部麻木、痛疼的毛病。顯然，在波士頓的那次遭遇雖然已經過去那麼久，仍然讓我心有餘悸。但她突然問我是誰推薦我來的，我猶豫了半天也沒找到一個合適的說法。然後只好說：
「在體育館裡我偶然聽到兩個女人談起依口哈特大夫。她們說他是最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