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從波士頓得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
「柏藥店查看了他們自1985年以來的記錄，給勞迪啞·凡·何文配藥的方子只是給一次眼科傳染病和一些婦科病的。」「野嘴」在電話裡漫不經心地說，「而且這些藥方都不是阮德爾·依貝哈特開的。」
「也許她去的是另一家藥房，她沒有把名字記正確。」
「我現在就去查，小塞納瑞塔。」
這一時刻我對「野嘴」的幽默絲毫也不感興趣。他盡力屏住呼吸的聲音暴露了他的擔心，而且這種擔心立即傳染給我，使我的腎上腺素陡然加快了分泌。
「我們有麻煩了，不是嗎？」
「並非沒有機會。」
「是的，我們還有。」但恐慌在急劇增加。「在公園裡她一定對我們撒了謊。」
「那麼，現在她的那一套說法根本就沒有任何意義了。」他越是再多作些假定，我就越感到船沉得更快。「她為什麼要製造出這樣的事端來了？」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我們得替她找到指控依貝哈特越權開藥的其他根據，否則的話我們就沒有了確證證人。」
「我聽聽你能有些什麼意見。」
「你得到她的醫院記錄沒有？」
「還沒有時間——」
「我去做。」我粗魯地打斷道，一下子掐斷了電話。
幾分鐘以後我接通拉諾嚴大夫，阮德爾·依貝哈特在新英格蘭長老會女執事醫院的前老闆，他滿口承諾說下午去查凡·何文的檔案表，他的英國口音富有節奏，顯得很動聽。在我的經驗中，即使最有修養的人如果有機會和FBI共事一番也會興奮不已的。
局裡要求每六個月對我們進行一次體能測驗，所以每週在你的時間表上就可以開列三個小時時間用以進行鍛煉，所以對我來說，每天穿過停車場到位於色普維達的「韋斯特伍德公共娛樂中心」的游泳池裡游個二十二分鐘每哩就決不只是為了消遣混日子。我如此急切地渴望到那裡去沒有別的意圖，只是想一頭扎進水道裡游個痛快。把精神的焦點對準對面壁上的大十字紋，盡情享受運動中充分的技巧性的樂趣，乾淨利落的轉身，揮臂入水的節奏，池水在皮膚上的滑動，胸腔所承受的壓力，每個晚上都從疲勞中重新振作；今天我的體力應付有餘，甚至戰勝了一位穿橙色泳衣的小姐的挑戰，她游的是水池中央的快水道，這起碼給她增加了十分之一的作用力。
我披著濕漉漉的頭髮回到辦公室。一次酣暢淋漓的運動之後找感到徹底放鬆下來，又有精力可以應付任何事情。回來就遇上幸運的事，羅莎琳給我留了條子讓我打電話給波士頓的拉諾嚴大夫。
「克勞迪婭·凡·何文是因為在一次汽車事故中的骨折和外傷而接受治療的。」醫生熱情地告訴我，「在此以前，她因為有各種病症，從壓抑到精神分裂症，所似接受了長時間的精神病醫治，直到後來被送入佐治亞瑞文紐學院接受治療，實際上診斷為分裂性個性失調，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多重性格失調。」
「明白了。你是說她屬於那種具有不同的聲音和性格的人？」
「對。」
「那不是很不尋常嗎？」
「分裂性個性失調可能比你們認識的要普遍得多。它是一種精神機制，是為了避免確實地變成另外一個人造成的創傷。在凡·何文小姐的病例中，病情似乎是從早期青春期就開始了，導因於一個鄰居的性虐待。從這份記錄中看得出來，」他繼續說，「有二十三個人對此提供了證明，包括一個名叫阿倫的放肆的男人。」
「她說阿倫是她的拯救者。」
「是的，一些病人把某種改變者當作『拯救者』——其實就是，拯救她的性格，當你和她談話的時候你是否注意到有什麼轉換？」
「轉換？」
「你是否看見她通過改變發音方式或者體態變成別的人—一」
「耶酥，不。」一陣戰慄傳遍我的全身。
「很有趣。」
作了很大的努力以跟得上醫生的意思：「那麼我們能相信她告訴我們的關於依貝哈特大夫的事嗎？」
「那可能是靠不住的。」
「但是她看起來非常的有理性。她有頭腦，還害羞——她說她能演奏小提琴。」
「那可能是她的叫作貝基的那一重人格。」
「貝基！那是什麼——『邊緣地帶』？瞧啊，她有丈夫和孩子，她正推著一輛嬰兒車呢。」
「你確實看到那孩子了嗎？」
「沒有。但是那時正開始下雨。」這似乎解釋不了任何問題。
拉諾嚴大夫的音調十分克制：「我很抱歉不得不告訴你，我非常懷疑在推車裡是否真有一個嬰兒。」
這個想法，她出來站在冷風中只是裝作在照看一個嬰兒——我認為的那兒有個嬰兒——讓我產生了畏懼感。最後我問：
「從你的專業觀點來看，考慮到她的處境，有什麼辦法可以讓克勞迪姬·凡·何文在法庭上，做一個可靠的證人嗎？」
「最終地？沒有機會。」
我掛上了電話，把頭埋在我的手掌裡，希望從這堆亂麻中理出一條線索，掛在衣帽架上的「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的袖子和胸口被風吹動，挺了起來，就像有一團熱空氣在裡面膨脹起來一樣。
我沒有了確證證人。
而高羅威等著明天就要結果。
我可以向我的老闆哀訴，我曾經保證凡·何文是個好姑娘，但是波士頓的那個老酒鬼沒能查明她的資格，結果把事情搞糟了，儘管我現在非常憤怒，但是我不能為了我自己而出賣「野嘴」。一封指責信將只會對他的退休不利，而即便是這樣做，也根本不能解決我的問題，我能出示什麼有力的證據來證明阮德爾·依貝哈特有罪呢？
我坐在那兒好長時間，心裡像有隻老鼠在爬，用它尖利的爪子挖著我的心房。我做著筆記，畫著圖表，但我看不到有什麼辦法能「製造」一個案子來對付醫生。我們能掌握的只是一個戲子不可信的故事。這時電話鈴響了，而且就是簡娜·瑪森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