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我的辦公桌，和「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進行了長時間的交流，討論的結果是，當務之急首先要完成對克勞迪婭·凡·何文的背景調查以確認她成為有效證人。為此，我必須先和波士頓地區分局的「野嘴」聯繫上。
順著高羅威的思路還要去找幾個醫生身邊的人，他們要有動機願意交談。我重新翻閱了檔案，並又向電話公司索要了幾份複印資料。在最近幾個月期間從依貝哈特家打出的大量電話都打給了一個當地號碼454，這個電話屬於西奧多·費茵。從記錄來看，事情非常明顯，費茵女士和依見哈特一家人通過各種方式存在著聯繫：有時僅僅是一周內就有二十次熱線。
「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和我用相同的波長工作，我們一致同意，因為這些電話是在白天從住處打出的，所以最有可能打電話是那位妻子，也許是給一位女朋友，也許是她在加利福尼亞唯一的朋友，願意傾聽這位從波士頓來的無事可幹的護士抱怨她在第二十街是多麼的孤獨如同置身於當代的地中海中被徹底隔絕一樣。
西奧多·費茵無疑就是高羅威所要的那一類信息源。但是如果我立即打電話找她，她可以很輕易地回過頭就告訴她的閨中密友，FBI正在調查她的丈夫，從而可能使整個操作告吹，並且把我捧回值班室。
為了保險，我應該找一個熟知西奧多·費茵和依貝哈特家關係的人聊聊。誰知道呢？
在街上轉個圈就會明白，蒙塔娜以北的社會是個雙重結構，上中層的白人和勞動階層的拉丁人共存在一個平行的世界裡，當白種女人不在場的時候，你就可看到女傭們聚攏在繁華的住區街道的某個陰暗的角落裡，有成堆的手推車和嬰兒，用西班牙語傳播著各種流言蜚語好像這裡不再有明天一樣。這一注賭會是安全的，我向「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解釋說，這些流言大多是對付白人婦女的，她們付多少工酬呀，她們怎樣支使傭人呀以及誰的婚姻不幸，誰和誰兩個相好一類的。
如果西奧多·費茵和克萊諾·依貝哈特關係密切，那麼對她們的女傭，維奧萊塔·奧爾瓦多來說，是完全有機會知道其中的一切的，維奧萊塔會和她的好朋友談起這件事，古特瑞絲夫人是住在這幢房子裡的年長女人，並且也是從薩爾瓦多來的，還幫她照看孩子；這是一個不僅瞭解而且關心她的人。
我撥通了古特瑞絲夫人的電話，說我有些關於我堂妹的問題。哪種問題？她想知道。哦，關於她的生活，她怎樣到美國來的。對我顯示出這樣的對我自己家族的興趣感到滿意，古特瑞絲夫人同意我們在星期天再見面。
當然關於維奧萊塔的那一套是撒謊，我真正想得到的是她的僱主的情況。我沾沾自喜地向吊在那裡的「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瞥去，但是感覺它在責難我：它知道我只不過是在對自己撒謊。
星期天下午雨停了一會兒。儘管還是陰雲密佈，氣溫只有華氏五十度，我仍然抓住這個機會把巴羅庫塔開了出來，紮著膠底鞋，穿著飛行皮夾克，戴上飛行員的太陽鏡，一頂道吉棒球帽帽舌向後反戴著。當我把車停到維奧萊塔·奧爾瓦爾多的公寓樓樓前時，古特瑞絲夫人已經帶著特瑞薩和克裡斯多巴在外邊等著我了。
我跟他們說哈羅時孩子們幾乎沒有什麼反應。我以為在他們坐上來以後至少會對我的篷車發生一點興趣，而他們仍然什麼也沒說。風吹著他們蓬亂的黑色頭髮，但他們的臉仍是蒼白的。
古特瑞絲夫人和我在前座簡單地交換了幾句話，關於明天是不是會繼續下雨。當我沿著落日大街加速行駛時，她從胸口裡掏出了一個很大的白色女式手袋。撐開成尖屋頂狀反扣在頭上，似乎是為了防上弄亂她光亮的頭髮樣式。
現在做什麼？是不是試著說幾個西班牙問題使談話繼續下去？用拉丁美洲人的身份？他們會喜歡這樣呢還是可能覺得受到了侮辱？這種拘束的沉默已經不是我所能解決的了，所以我只好推給某種古老的方式，退回到我自己的空間裡——我的車，我的星期天，我的音樂——只花了二十多分鐘，開上高速公路又開了下來，開進格裡非斯公園的「旅行城」裡。
在好萊塢·希爾的這一側，潮濕，霧氣瀰漫的空氣中有雪茄煙和鐵銹的味道，儘管天氣陰晴莫測，但停車坪上還是半滿著，我們從一些顯得脆弱的桉樹底下走過，穿過大門，發現自己正站在一個微型火車站裡，那裡有列微型蒸汽火車正在行駛。
「他們想去坐一坐嗎？」我問古特瑞絲夫人。
特瑞薩搖著她的頭，不。她的弟弟只是拉著她的手，他穿著一件新的「菱佳海龜」毛線衣。
我注意到幾張露天的餐桌：「他們餓了嗎？」
「他們吃過午飯了。但也許他們還想吃點。」
我們組成了一支奇怪的小分隊，我裹在我的皮衣裡，戴著棒球帽；古特瑞絲夫人套著青綠色的花布護腿，穿了一件尺碼大得像圓桶的紅色毛線衣；還有兩個孤兒。
我買了微波爐烤的熱狗和飲料。我們四周的人全是在參加生日派對，大部分是拉美人。待瑞薩和克裡斯多巴吃得很慢很仔細，似乎他們已經學會珍惜每一粒糧食，眼睛卻盯著那些包裝禮盒，一個彩飾陶罐藏進樹枝裡，一個便攜式烤架上掛滿著冒著煙的醃肉和長長的整根的大蔥，散發出炙烤的大蒜和歐椴的風味。每一夥似乎都包括了十至二十個家庭成員，幽默、輕鬆。生日蛋糕部是從商店買來的精心製作。特瑞薩看著他們卻並沒有妒忌。甚至根本沒有任何眼睛看得出來的感情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