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以後，我帶著一台打算拿去退換的加濕器鑽進我的小車裡，我沒怎麼學會換水，所以它去年冬天就停止工作了，整個春天它都爛在我的臥室裡。在萬聖節前夕我終於把上面的水槽取了出來，結果發現新的生命體已經在裡面形成了。我買加濕器的那家商店許諾提供「終身保證」，因此你可以把這個發出死魚氣味的舊傢伙拿去換一個嶄新的回來，不會有疑問的，可供你的後半生用。我知道的，因為我去年就已經打算玩這種手段，所以才會聽任它們徹底地幹掉、壞死。
儘管先驅車到「世紀城」然後回來吃午飯的主意很不錯，但我卻一直坐在車裡沒有發動引擎。因為我在客座上發現了那本屬維於奧萊塔·奧爾瓦爾多的聖經，與一大堆廢紙和法律書扔在一塊兒。於是就翻開看，忽然間在聯邦大樓停車坪的中央就有了一種暈頭轉向的感覺。
我就像古特瑞絲夫人那樣小心、緩慢地取下橡皮筋。我的手指輕輕揭開那精緻的薄紙頁，上面用西班牙文細密地排著字型。又一次仔細地審視那些褪色的快照，最後目光停在抱著孩子的維奧萊塔的母親身上。在她們身後的場景是灰綠色的，敗落、無情。
我從未到過熱帶地區。難以瞭解那個女人和孩子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我從始至終都和外祖父在一起——他的加利福尼亞童年時代，他自己的母親從堪薩斯到這個村莊的艱苦跋涉，在寶貴的五十年時間裡他為警察工作的道義責任所付出的犧牲，形成了我自己對「精力旺盛、樂觀勤奮」的美國人的印象，長大了，也從來沒有對此產生過懷疑。
現在，我卻不得不對它進行徹底的反省，我的手上拿著這張紙，從一個小筆記本上撕下來的，上面寫著一個白人婦女的名字，據說她解雇了我那拉丁美洲的堂妹。這個名字是：克萊諾·依貝哈特；地址：第二十大街。離外公的老房子只有八個街區，在蒙塔娜之北，我在那兒度過了我生命中的第一個五年，就住在這座聖莫尼卡市——從前是一座海濱小鎮，低矮惡臭的平房，迎面就是太平洋的盛景；而現在，卻成了洛杉磯西部邊緣上一塊不斷擴建增容的衛星城。
開出停車坪後我仍然在猶豫，最後還是決定先不去管那「世紀城」和新的加濕器，而是沿著維爾希爾往西，朝著聖維森特林蔭大道方向開去。這幾天我因局裡的公事去過聖莫尼卡，也到第三街劇場看過電影，但是明確地說，在蒙塔娜之北已不是我的地盤。那兒是個新富區。到了月亮出來的時候，慢跑者喜歡跑到長在寬闊草坪上的葉端腥紅色的珊瑚樹下。福特車的樣子看起來很笨重，旁邊的默賽得斯、寶馬和豐田車都是一塵不染。我手裡把玩著餐叉走向蒙塔娜大街，拐過高爾夫球場。空氣中飄蕩著花和澆過水的草、松樹、按樹的氣味。
在蒙塔娜大街的盡頭也許該是那種隨處可見、小得難以形容的住宅街，但是當你經過一個學校開始沿著斜坡往下走的時候，一排搭著藍色遮篷的商店就突然出現在你面前。
我注意到，無論何時，你要有了遮篷的話，就會憑添許多情趣。
在蒙塔娜大街上有許多遮篷：帶有白色扇形花樣的醬紫色遮篷，用鐵索掛起來的華而不實的現代派遮篷……那些沒有遮篷的商店就用二樓的玻璃窗戶加上莫名其妙的字母充當，讓你知道在這兒買東西將用一種特殊的方式付錢：大筆的。
男人和女人們提著購物袋，推著嬰兒車，邁著悠緩的步調，自得其樂。我猜想他們大概整天都無事可做。道旁的桌子上擺滿了刀叉，人們在綠傘底下悠閒地吃著午餐，一面觀看從蒙塔娜大街到海濱川流不息的人潮。到海邊你就可以看到第十五街像條平展的藍色帶子，一直伸到遠方。
我有點迷惑了，這裡和城市的其餘部分以及我陳舊的童年印象根本就不是一個步調。甚至可能我已無法適應這裡的生活。經過這麼長的時期，埃諾劇院現在變成了一家奸滑的零售企業。我默想著當我還是個小女孩時曾在這兒看過一場電影；然後，一陣衝動，我轉向到第十二街去尋找我們的舊住址。
就在這裡，剛過瑪格瑞塔，在許多裝著圓窗戶的粉紅高大現代建築旁邊：一座舊式加利福尼亞小型別墅，大概建於二十年代，斜屋頂，一塊房地產公司的「待售」牌子掛在門口。我把車停下來，沒有熄火。房子小得可憐，屋前一棵乾枯的普通大小的山毛櫸樹就很容易地將它掩去了一半。樹的側身被漆成一種令人不舒服的棕黃色，而前門和整個屋的外表都是巧克力般的棕紅。門的兩邊都有以狹窄的玻璃板條做成的嵌板。唯一顯出誇飾特色的是由兩根木柱支撐起來的入口上方的拱木，就像一頂拖著飄帶的童帽。
什麼東西撞上了我的擋風玻璃，是從附近路旁長著的橡膠樹上掉下來的一顆多刺的圓籽。我等待著那些相關的記憶浮現在腦海裡，但結果什麼也沒有，除了這幢廢棄的老宅。鄰屋的地產也是等待出售的。它由白色的隔板建成，秀氣到只能算是一窩子田鼠的家。將兩邊廢墟分隔開的藩籬大部分已經毀壞，就像是因為街坊倒錯了車，從只有巴掌大的行車道衝過來把它給撞得七零八落似的。
真是有點難以理解。站在這個孤零零的地方很容易就產生了這樣的圖景：留著淡黃色頭髮、臉盤堅毅的外公還是個英俊的年輕人，他穿著藍色的警察制服正大踏步地走出門來；母親剛從廚房裡出來，梳著二次大戰留下來的頭髮式樣，正呆在陌生狹小的門廊裡剝豌豆……但是，這是幻想罷了，並不是記憶。
我真正的最早的記憶發生在十五英里以南的地方。1965年，那一天是位於長灘的彼得·H·布內特小學幼兒園開學的日子，媽媽站在人行道上，說完再見就轉身走了，似乎毫無感情。在那一刻之前她把我送到這個世界上已經五年了，但周圍除了黑暗就是沉默。可那以後，我就記得了一切事情：當我穿過操場孤單朝那幢沙色的建築走過去的時候，我感到雙腿孱弱無力。建築的外國式樣使它看起來像是用沙糖雕成的城堡。在裡面，我記得的有一幅蛋白畫，有新書的清新氣息，還有我的第一個朋友勞諾·列紋，她紮著兩條好看的辮子，下午我們一同分享酸奶。
外公、媽媽和我住在松樹街，有一個中下階層的鄰居叫作瑞格雷。大多數的住房是三十年代修建的，屬於工匠活或者平房。但我們的卻是嶄新的紅磚房。有軌電車只能跑兩個街區遠近的路程，而乘坐「太平洋電動紅車」到洛杉磯去逛一趟西勒羅馬或者五月公司可就是一樁了不起的大事件了，在長灘還根本沒有一家這樣令人目眩神迷的百貨商店。
公共安全大廈裡面就是長灘警察分局，外公在這裡最終得到了上尉官銜，而這時，大廈修建還不到十年，海藍色的玻璃和用馬賽克鑲嵌的門柱使它看起來富有朝氣。在六十年代的南加利福尼亞，一切事物正欣欣向榮。
從這裡我還可以繼續下去，對於這個陽光明媚的海濱小鎮上的普通童年，會有成千上萬的記憶碎片滑落出來。一個農民也許因為厭倦了中西部的嚴冬來到這裡；一個保守主義者，在那些開發者來到之前癡戀這裡，又隨著生命的每次抽動而離去。我的尊嚴的證明是在長灘高等工藝學校被選為女子游泳隊的隊長。我最擅長的學科是科學和數學。學校入口處的箴言我至今還能背出：「進來學習——出去服務」。我猜想我一直把它鄭重地記在心裡。
那些都是很清楚的，而所不能描繪出來的卻是聖莫尼卡這座潛意識裡凋敝的小屋。我努力想把自己放進它撩人的歷史裡。我是怎樣一個小女孩？哪裡是我的秘密處所？我爬過那棵山毛櫸樹嗎？誰住在我們的隔壁？記憶沒有作出回答。我坐在那裡，手裡仍握住方向盤，人已麻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