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開始寫作該書時，我曾為該書起了一個臨時的名字《大英博物館已失去往日的魅力》。那是喬治與艾拉·格什溫譜寫的一首歌詞中的一句。後來艾拉·菲茲傑拉德為它譜寫了輕快的曲調。這首歌我特別喜歡，我在布魯斯伯裡工作的兩年中，經常哼唱它：
倫敦一個霧氣濛濛的日子，
我心情鬱悶又沮喪，
望著良辰美景，我驚歎不已，
大英博物館已失去往日的勉力。
出版社把小說校樣寄給身在舊金山的我。修改完後，我又寄回倫敦。在書即將出版的最後階段，蒂姆·奧凱非突然來信問我是否已經從格什溫那裡獲得用上述歌詞作為本書書名的權力。我說沒有。
我立即給紐約的格什溫出版公司寫信，請求獲得他們的允許。但是我的要求遭到了拒絕。我請求他們改變主意，但他們主意已定。我感到非常失望，因為促使我想到將全書故事情節濃縮到一天，並利用濃霧作為全書基調和情節機制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該書書名以及那首歌詞而非《尤利西斯》。但是時間緊迫，蒂姆西·奧凱非催著我提供新書名。我提議用《子宮日》，但是麥克吉朋·凱出版公司不喜歡這個名字。蒂姆西寫信說如果我們雙方不能立即就書名問題達成一致，出版日期將被推遲到第二年。絕望中的我一口氣用航空信件寄去了大約十二個書名。我記得，其中有兩個是從鐵樂園》中援引而來的：《馴服的亞當如是說》與《亞當突然從陰冷中恢復過來》。蒂姆西·奧凱非用電報將他的選擇給我傳了過來：《大英博物館在倒塌》。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講，這都不失為一個好書名，尤其是當我們想到那首兒童詩「倫敦橋在倒塌」。據說該兒歌源於一個關於男性生殖能力的雙關語。但是就我而言，這只能算是退而求其次的選擇。
這並不是我在出版該書過程中遇到的惟一挫折。由於某種無法解釋的不幸——一位比較迷信的天主教作者可能會歸之於上帝的不悅——《大英博物館在倒塌》差一點就遭到被人忽略的厄運。
正如讀者可能知道的那樣，在英國，通常在一部新小說出版後，立刻或不久就會有人在國家級報刊雜誌上撰寫評論文章。出版的新小說數量當然要超過任何學術刊物所能評論到的數目。因此在新書之間也存在某種競爭，它們為獲得社會的承認而進行著類似達爾文進化論式的鬥爭，在出版高峰期尤其如此。如果一本小說出版兩三周後仍沒有評論文章見諸報刊，以後引起人們廣泛注意的可能性幾乎沒有，極有可能從此銷聲匿跡。因此讀者可以猜出《大英博物館在倒塌》於一九六五年十月出版十天後我一直未能發現一篇書評時的心情。帶著迷惑與失望，我撥通了蒂姆西·奧凱非的電話。他除了說在此期間出版了許多重要的小說之外，對沒有書評的原因也解釋不清。他含含糊糊地說道，如果幾個月後情況還沒有改觀，將發行該書的評論版。
出版商當然不會積極主動地就他們出版的書是否應該得到評論向文學雜誌編輯直接發表意見，因為這似乎有試圖操縱文學觀點之嫌。出於相同原因，作者們通常也羞於插手干涉有關自己作品書評的安排，即使他們與某些文學編輯有著某些聯繫。但是一個星期過後，在各種日報和週報上的書評部分我還是沒有看到有關我那本書的文章。我的耐心與職業虛榮心一下坍塌了。我決定給幾位我認識的文學編輯的辦公室打電話，探詢一下我那本書的命運。首先，我給當地的一家日報社打電話。接電話的女孩說他們沒有收到該書。我又給一家國家級報社與週報社打電話，得到了同樣的答覆。滿懷希望與憤怒的我將這一消息告知了蒂姆西·奧凱非。他立即向出版社有關部門詢問了一下情況，然後回電話說書已經寄出，只是報社和雜誌社還沒有收到。兩個多星期以來，束手無策的我一直盼望著書評的出現，但結果很令人失望。
寄給報刊雜誌社供評論的那些書消失之謎一直沒有解開。如果這種事情發生在我寫作生涯後期，我可能會大發牢騷。但當時佔據我內心的主要是一種如釋重負感：我畢竟沒有被評論界一筆勾銷。出版社又向各大報社與雜誌社寄出了一批附有說明信的樣書，書評如期刊登出來，只是比一般情況下要分散得多。這些評論大多都是些慎重的讚許之詞。該書最忠誠的讀者是天主教徒與學者，這並不讓人感到驚奇。我在《你能走多遠報一書中寫到：「大多數天主教讀者發現它（《大英博物館在倒塌》）非常有趣，尤其是神父們。這些神父聽說他們為追求極善而否認的性生活一點也不精彩，會非常得意……在我結識的人們中，不可知論者與無神論者卻覺得這本小說的內容非常悲愴。所有那些自我否定與犧牲裡比多的做法使他們感到非常沮喪。如果我不知道我的主人公報早以前就做出了明智的決定——使用避孕藥具的話，現在我也會感到非常沮喪。」
然而我將永遠對這本小說懷有一種特殊的好感，因為它總能喚起一種頗具諷刺意味的回憶，而且它描寫了大英博物館閱覽室那個獨特而奇妙的地方。做過實驗的人告訴我，如果你想在大英博物館中閱讀該書，必須到北館，即那個（正如小說中有一段內容所講述的那樣）專門供讀者細心翻閱被認為特別具有價值的書籍或黃色書籍的內部密室。我一直沒有膽量請教他們評論我的小說時採用的是哪種標準。
戴衛·洛奇
一九九零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