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貿易系統面臨的一個主要挑戰是重建美國的工業結構，並且我相信已經有了開工的跡象。但是工業界中也出現了自暴自棄和一味埋怨他人的相反跡象。雖然很多美國人說服務業是美國商業的未來，但是很明顯，沒有哪個國家可以放棄全部的重要工業基礎組織，而變成那位參議員說的炸雞餐館老闆說了算的國家。但是我沒有看到國會將這種重建工作放在首要位置。保護主義是對自由貿易的扼殺，是發展自由貿易中的古怪行徑，但卻也是美國國會議員和以及歐洲政府官員和議員們經常提出的簡單辦法。多年來我一直對日本政府說，我們應該告訴美國，美國工業的錯誤在於美國本身，而不在於日本，它是一個美國問題，甚至李。艾科卡都承認這一點。我早就感覺到，與其通過汽車和其它行業中的所謂「自願限制」協議來扼殺我們之間的貿易，還不如乾脆有一個保護主義的法律。
松下幸之助，松下電氣公司的創始人，1976年和我合寫了一本書，書名可以簡單地譯為《說出我們的擔憂》，這本書說的是對傑出人才的需求。就在這本書即將出版的時候，他給我打電話，問我他在該書中的批評意見是否會給國家的商業帶來壞的影響，我說：「不，先生，如果為了商業利益而一言不發，日本就會土崩瓦解，而且誰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批評意見固然會有損於商業，但是從多方面看問題對於商業、個人和國家也很重要。正是因為固執已見，日本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
十多年來，只要美國和歐洲人說我們的市場沒有對進口貨全面開放，我們的政府就回答說：「我們會盡力而為的。」緊接著就會放鬆關稅，撤消一些非關稅壁壘，把日本市場的開口撬得更大一點。當出現第二次抱怨時，再設計第二個方案，還是採取同樣的步驟，只是多做一點工作。這樣下去，一直做到第八個方案時還是不夠。所有這些方案都不能解決貿易的不平衡。日本的市場開放得太慢，我經常這樣說。然而貿易不平衡的主要因素是匯率問題。直到G-5會議之前，這種局面沒有一點改進的跡象，從那以後匯率這個鐘擺又擺得太遠，使日元的升值創了記錄，達到了一個不符合實際的高度。
我的觀點是日本人對於匯率應該更加強硬一些，對於貿易不平衡的原因應該更加直言不諱，而不要一味點頭認可，然後又辛辛苦苦地去增加開放市場的措施，每個人都知道這些措施是不能解決貿易不平衡問題的。日本在參加國際談判時的態度是非常可憐的，我們好像從來都不能抬起頭堂堂正正地說出心裡話。
1979年我和已故的前外相兼駐美大使一起主持了美國-日本經濟關係小組會議。小組包括八名私人成員，美方由前駐日大使羅伯特。英格索爾牽頭。當時美國的國會議員正在談論貿易互惠主義。有些人要求在美國商業上得到許可的東西在日本也應該得到許可，而且反之亦然，他們把這稱作互惠。這種被我們稱作「智者集團」提出的概念不是互惠，而是國家的平等條約。我們的觀點佔了上風。我們的說法是當外國人在日本能夠參加對日本人公開的所有活動時，日本人在美國就可以干美國人得以允許的事了。
但是我所認識的美國人好像都相信因為美國的限制最少，所以美國應該制定每個人都必須遵守的標準。在小組會議上我們說，在日本讓來自其它國家的人享受甚至日本人自己都沒有的特權那是不可能的。互惠意味著要修改法律來接受外國的體系，這並不適合我們的文化。我們在報告中說道：「日本的談判者應該更多地發言，盡可能公正地反駁美國的批評，將對他們地位的錯誤理解和感覺削減到最少。當美國政府批評日本的政策或者提出特殊的要求時，日本政府應該對自己的處境作出合理的解釋，並加以反駁，而不要一言不發，好像默認了似的，或者乾脆就說：『不行。』」
我相信，世界貿易的未來依靠於貿易的增長，而不是阻礙。在這方面，日本現在正在自掘墳墓。如果貿易不平衡不能改變的話，那麼別的國家就會越來越多地要求對日本出口產品的限制。我們必須找到問題的根源，而不要只是頭疼治頭，腳疼治腳。美國工業的競爭力肯定會得以恢復。我們正在接近這一點，由於美國製造業的損失，美國可能需要日本和日本的出口，這與日本對美國市場的需求一樣，甚至更多一些。
有些美國的分析家已經說過，日本的速度將會減慢，日本正在失去職業道德和其它東西。很多日本人，特別是老年人，認為我們已經失去忠誠的感覺，或者說現在的人工作只是為了玩。人們的心態隨著時間發生了變化，但是儘管在態度上一代人自然與另一代人不一樣，日本的職業道德還是非常穩固。
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越來越強大和重要，所以我們不能再安安靜靜地生活在一個角落裡，心裡只想著自己的需要。如果我們要發表意見，就應該採用能使對方聽懂的方式。即使我們今天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力量，我們對此仍未習以為常。但是如果要想與鄰居平安相處，我們必須採用不同的做法。我們與美國人之間有問題，因為美國人非常感情用事，所以這些問題不好處理。但是根據我與美國和美國人打交道的經驗，我發現，如果你直言不諱和充滿信心，他們就會聽你的，甚至可能改變自己的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