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知道公平的匯率是多少，對此我也沒有什麼靈丹妙藥。但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每年可以召開一次會議，根據實際情況對各種貨幣進行調整，允許在最佳值的預定上下極限值之間有較小的、合理的波動。我們在工業中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使產品的原始成本下降百分之一或者百分之二，但是在現在的系統中，我們的貨幣在一天以內就可能波動百分之十或者百分之十五，在經濟上把我們的努力一掃而空。這就使得人們失去了工作和創新的願望，自由經濟體系中的基本動力正在消失。如果連自己的錢的價值都不知道的話，那就很難做生意和制定未來的計劃了。
儘管有這種無法確定的因素，我們還是決定對聖迭各的工廠進行投資。巖真勝夫擔任索尼美國公司的總裁時，他也和我一樣，強烈地希望在美國建立一個電視機廠，儘管當時的經濟情況並不很好。日元對美元的匯率還是固定的三百六十比一(黑市上甚至是四百二十比一)，美國的RCA、齊尼斯和阿德密爾等公司正在向墨西哥和新加坡轉移，他們打算到那裡去生產電視機。公司裡巖真和我對美國的市場最熟悉，我們感到應該反其道而行之，也就是應該向美國進軍，因為那裡是我們的市場。
但是在集成電路問世之前，生產電視機的過程中有很多手工操作，而美國的人工費用更高。我們必須建立一個工廠，據估計這家工廠至少需要二千五百萬美元，小寺久日是聖迭各工廠的第一任經理，他被召回日本，我們讓他估算和計劃一下在美國運作的近期和遠期成本。項目組知道將來在美國開張時的費用。項目組也知道集成電路馬上就要問世了，不久就會取代晶體管，在三到四年的時間內，由於每一台電視機的部件數量減少，裝配時間也會減少，這樣我們在美國付出比在日本更高的工資就可以得到補償。
但是這僅僅只是隧道盡頭處的一線光明。小寺至今還說，他當時帶著全面的數字和設計方案來到我們的管理委員會時，他感到很悲觀。根據三百六十日元等於一美元的匯率，即使我們可以預料三年以內生意就會興旺起來，1971年8月當時的數量並不能說明建廠的合理性。但是那時候井深和我是管理委員會的負責人，我們瞭解這些數量，我們覺得從長遠來看這步棋將會被證實是有先見之明的。我們知道日元不會長久地維持在這麼低的匯率上。我們甚至沒有問及數量，這使小寺吃了一驚。我們告訴他要勇往直前。我們派他去參觀我們主要的電視機裝配廠，大致瞭解一下最新的生產系統，為他在聖迭各的工作做好準備。
就在那一天稍遲一點的時候，也就是8月16日(美國還是8月15日)，尼克松總統宣佈改變美國的貨幣政策，將美元貶值，日元對美元升值15%。尼克松暫時中止承諾將外國中央銀行持有的美元兌換成黃金或者其它貨幣固定資產。他停止了外援，對所有的進口貨增收10%的追加款。這個消息令人喜出望外，它使我們在聖迭各的計劃大為改觀。本來即使在幾年內財政上會遇到困難我們也要把這個工廠的項目搞下去，現在這件事對我們的將來是一個好兆頭，它將使我們可以製造出印有「Made in U．S．A．」標記的產品。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社會主義者的法國總理弗朗索瓦．密特朗似乎成了歐洲唯一的懂得需要改變匯率系統的領導人。他經常說現存的匯率系統是錯誤的，他希望能將歐洲貨幣系統(EMS)應用於美元和日元。
在EMS中進行貿易的歐洲國家保持固定匯率，並定期地由EMS進行調整。與非成員國之間的貿易按外匯市場的匯率進行，可以大幅度波動，但是在集團內部有相互協作，杜絕了貨幣投機商或者不相關事件造成的任何大幅度擺動。
我們從一個社會主義的政府那裡得到了這種良好的自由市場的經驗，而那些聲稱信奉自由經濟的國家領導人卻不懂得這一點，真是令人難以想像。我認為這不僅僅具有諷刺意味，也是相當危險的。
我在日本也有同樣的問題。我曾經非常努力地強調過這一點。但是金融專家卻沒有長遠的眼光，他們說：「我們不能這樣做。」或者說：「哦，那很危險。」他們似乎缺乏創造和想像的能力。
過去當我向大藏省的專家們提議，我們必須干預金融市場，買進日元，使日元更加堅挺，他們說：「不，我們不能干預，我們能夠用來買進日元並使之保值的錢太少了。」但是在G -5做出決定之後，日本銀行進行了干預，他們的工作卓有成效，有助於日元的升值。
在此之前，我在美國也談到過這種需要。那裡的金融專家說：「我們怎麼能夠恢復固定匯率呢？如果我們不能恢復固定匯率，那麼我們現有的浮動系統就是最好的。沒有別的選擇了。」我感到很憤怒，我說，如果我們的工程師認為現有的系統就是我們可能設計出的最好的系統，而且沒有其它的選擇，那麼我們就再也不可能有什麼創造了。我們科學家和工程師總是不斷地提出新的想法，一項發明的完成之日正是開始對它進行改革之時，正因為如此，技術才發展到了今天的水平。我對一位專家回答道：「如果你們說因為不能恢復到固定匯率系統，所以浮動系統就是唯一的選擇，不可能再有變通，那麼你們正是在向全世界說明你們的無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