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的書中，良子談到，她這樣一個沒出過什麼遠門、又不太會說英語的日本人，在紐約的社交聚會中發現法國和西班牙的婦女的英語也不比她好，她感到增添了不少的勇氣。她還寫了很多的實際經驗。例如，她勸告日本婦女不要在不恰當的場合穿和服：「舉行社交聚會是為了能讓客人們心平氣和地享用一頓美餐和相互交談。當每個人都穿著同類的服裝，就會加強和諧的氣氛，如果哪怕只有一個人穿著明顯的華麗衣服，就會使其他的每個人都感到不舒服，結果整個聚會就會缺乏溫馨之情。」她學會了怎樣用優雅而又簡潔的方式來款待客人，怎樣使客人感到輕鬆愉快。在日本，她意識到有些外國客人擔心，可能會遇到吃日本餐，那就必須使用筷子，儘管我們家住的是很現代化的西式房子。如果有這樣的客人，而我們要舉行雞尾酒會時，她總是早早地就把餐廳的門打開，這樣客人就可以看到餐桌上放的是西式銀餐具。她有一份到我們家來過的客人的名單，上面寫著他們什麼時候來過，喜歡什麼。例如，在她的名單中註明了男中音歌手底斯卡烏只喜歡簡單的烤肉；鋼琴家安德魯．瓦茨的母親不喜歡吃魚，指揮家列奧納多．伯恩斯坦喜歡吃壽司和生魚片等等。
她開朗的性格使與她相處的美國人很高興，但有時卻使一些日本人感到為難，這有點像我自己，作為一個日本人，我過於坦誠直言。在紐約我有個朋友，他是一個時裝設計師，叫宮本一清，有一天他告訴我，良子和他的另一個朋友，時裝編輯戴安娜．弗莉蘭大吵了一架，他感到很難堪。但過了不久戴安娜就打來電話找阿良(大家都這麼叫她)。那麼吵架是怎麼回事？其實根本沒有吵架，只是有些意見不和，這在西方人中間是很自然的事，而大部分日本人卻盡量避免這樣。由於日語本身的特性和結構，用日語很難吵架，事實上日語中用十分間接和非對抗的方式來表達意思，它強制你彬彬有禮，除非你有意粗魯。大部分日本人在聽到西方式的爭論時，都很容易對這樣的交流做出過分的反應。
良子對時裝一直很感興趣，通過她在紐約交的朋友，她把時裝的信息帶回日本。她用我們生產的最新錄像機U-Matic採訪了不少的時裝設計師，例如比爾．布拉斯，奧斯卡．德拉仁塔，貝利．愛利斯和其他人，並錄下了他們的時裝。我們搬回日本後，她在電視裡辦了一個時裝展示節目，這個節目延續了十年，她經常到國外的時裝中心去，再把採訪的信息帶回來，把新的想法介紹給日本，那時日本的時裝還落在時代的後面，不像今天這樣，已經成為時裝界的領導者。
我們原來打算在紐約住兩年的，但是這個計劃卻由於我父親出乎意料的去世而縮短了。他雖然免去了我在戰後承擔家業的責任，但我仍然是長子，現在我成了盛田家的戶主，也成了家產的主人，所以我必須回東京去。我當即離開了紐約，良子在一天以內清理了公寓，趕到維諾那培訓營把孩子們帶回紐約，打點好所有的雜物，先將包裹發出，然後在一周內趕回了日本。孩子們不願意離開培訓營或者美國，他們說，他們剛開始感受到樂趣，並且也感到像在家裡一樣了。孩子們回日本接受了一段時間的教育，後來我們又為他們在國外找了學校，英夫和昌夫去英國，直子去瑞士。
家裡有人去世會使你回顧自己的生活並考慮家庭的未來。在考慮到孩子們的時候，我強烈地感到戰後日本的教育系統缺乏紀律。除了一些重要的例外，教師失去了原來的威嚴，也沒有得到應該得到的社會地位。左翼教師工會和來自父母教師協會的壓力使得教學質量大大下降，為了應付考試的學習毫無意義，只不過是機械的背誦而已。
當我上中學的時候，紀律是非常嚴的，這包括對身體和腦力兩個方面的訓練。冬天我們的教室裡很冷，甚至沒有加熱器，但是卻不允許學生穿更多的衣服。在海軍裡我也受過艱苦的訓練，雖然我只需要在新兵軍營中接受四個月的訓練，我們每天早上吃早飯之前必須跑很長一段距離。當時我的身體並不強壯，但是在那樣艱苦的訓練中，我發現我也並不是很弱的，對自我能力的認識使我產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信心。腦力訓練方面的紀律也是一樣，如果你不被迫動腦筋，那就會變成懶得動腦筋，最後也就不會充分地發揮出自身的潛力。
當我在國外旅行時，我意識到在英國還有一些這種傳統的學校。大部分美國學校在我看來都太自由了。我自己曾經為學習英語而付出了艱苦的努力，而且我認識到將來由於飛機的速度越來越快，通信工具不斷的改善，這個世界會變得越來越小，所以我希望我的孩子都學會講英語，學會在嚴格的自律下工作。
從十一年前當我第一次到美國和歐洲去旅行時，我就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我離開美國去歐洲時，我還不太敢講英語，但是當我來到歐洲大陸時，發現很多美國和其它國家的旅行者也不會講當地的語言，因此使我壯起膽子開始講一點英語。我在火車上遇到很多人，他們不會講當地的語言，他們的英語甚至比我懂得的還要少，我感覺到由於都不會講當地語言，例如說德語，使我們處在同樣的困境中。
就這樣，我用起了初中時學的英語，還有一點我知道的德語和法語，結果發現居然也能與人交流。突然車上的一群旅行者發現大家有著同樣的問題。我們都說英語，而我的英語又非常初淺，但還是可以被人聽懂，被人接受。從歐洲回到紐約以後，我開始對人說英語，這使得每個人都大吃一驚。我在去歐洲之前辦完了晶體管許可證的交易，當時我請了一位日本朋友來當我的翻譯，他看到我說英語也感到很驚奇。在離開美國之前，在所有的談判中我對他只說日語。現在，只過了一個月，我居然可以說英語了！他想了一下，認為我在一個月內，在歐洲的非英語國家裡學會了講英語。我對他解釋說，實際上只是一個獲得自信的問題，而歐洲之行給了我這種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