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步，我們還要把這件事告訴孩子們，於是我飛回東京，帶著全家到新的皇宮飯店去，在那裡租了一個套間度週末。那一年是1963年，東京正在準備迎接1964年的夏季奧運會，開工修建高速公路系統、許多新的飯店和其它設施。在這個令人激動的時候應該讓家裡的人住進東京最新的旅館裡享受一下。孩子們現在還能夠清楚地回憶起那個套間，因為那是他們第一次見識西式旅館。英夫對進房間之前不必脫鞋這件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個星期六的夜晚我們來到頂層，在優雅的、可以俯視皇居的皇冠餐廳飽餐了一頓，回到房間後我說出了準備搬到美國去的消息。我還向他們許諾，途中要去玩迪斯尼樂園。孩子們並不知道他們將會到一個什麼樣的新環境中去，但是八歲的昌夫卻非常願意。後來他說，因為所有的西方電視節目都有日語配音，他以為美國人也說日語。英夫年齡稍大，對搬家不太熱心，他不願意離開他的朋友。但是我們真地去了迪斯尼樂園，就住在那個公園的旅館裡，讓孩子們在去紐約之前玩了個夠。至今我們都對那次愉快的旅行記憶猶新。
我意識到了這次搬家對家裡人的影響，但是我相信「身臨其境」這種理論。一個星期之後我們來到紐約，在安家之前，我們把兒子送進了緬因州的維諾那培訓營。我想像不出還有比這更快的辦法能使他們早日適應美國的生活節奏。培訓營規定我們在開始的兩周內不得去看孩子，這樣他們將要完全依靠自己，而且很快就會得到調整，以適應新的生活。
我們把兒子送進培訓營後，我建議良子去考一張美國的駕駛執照，我告訴她，在美國每個人都必須開車。另外還有些業務需要她開車去辦。還有，兒子們在緬因州(我們在曼哈頓為直子也找了一個培訓營。)，我又要出差，她必須學會自己照料自己，這一點很重要。我覺得我們應該能夠到郊區去看望朋友，週末時能夠出去旅行。在準備題試的時候，她對自己有限的英語口語能力很擔心，她把全部的考試資料都背下來了，包括一百道可能的試題，儘管她並不太懂。她以優異的成績通過了題試，路考也沒有問題，只是我們不得為她借了一輛用變速桿操縱的大眾車，因為我買的那輛卡迪拉克是自動換檔的，她覺得駕駛自動換檔車不太適應。
良子喜歡回憶起1951年我們結婚後我要求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讓她考一張駕駛執照，當時這對於一個日本的婦女是件不平常的事，然而她做到了，後來我們在紐約需要她的時候，她已經是一個很有經驗的司機了。當我們初建公司的時候，經常有日本的工程師和其他人到紐約來，良子對他們而言簡直成了無價之寶。有時候我們的工程師會生病，或者吃不慣怪味的食物，或者遇到搞不懂的事情時需要幫助，這種情況下，良子除了會為他們做飯，還會給他們出主意。
我們的書房變成了一個電子實驗室，工程師們在那裡檢查和測試對手廠家生產的電視機。書房裡到處都是電視機、零件和工具，那些日本人整天地來回走動。東京的負責人來的時候，就讓良子開車去肯尼迪機場(當時叫愛得威機場)接他們。有時候由於惡劣天氣或者其它的原因，過來的班機轉飛紐阿克，良子還要從愛得威一直開車到紐澤西去接人。在曼哈頓時她開車送我們去城裡參加會議，在華爾街或者其它地方。有時我們的工程師要測試調頻收音機的靈敏度，她要開車帶他轉遍整個市郊，也就是試一試以帝國大廈為中心，在各個方向上到底走多遠之後信號才開始消失。
夏令營的生活剛開始的時候對兒子們來說是艱苦的。那裡沒有其他的日本孩子，他們被分到不同的小組，睡在不同的帳蓬裡。營長買了一本英日字典，這樣在他們完全搞不清楚的情況下，他還可以對他們說幾個他剛學會的日語單詞。我們後來聽說，兒子們夜晚的時候哭了，這是可以理解的。我們走的時候給他們留了一張紙條，上面用英文寫著「請給我爸爸打電話」，並且告訴他們，在遇到麻煩而又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就用這個紙條，但他們一直沒有用它。我感到有點擔心，但是我又想，這對他們自己是很有益處的經歷。當我們第一天與他們分手的時候，良子和我都強忍著沒有流淚。
昌夫說，他在那裡事事都照著別人的樣子去做，剛開始的時候他並不懂為什麼要那樣做。在維諾那培訓營有很多讓個人選擇的機會，這與日本的夏令營大不相同，日本的夏令營中每個人學的都是同樣的課程。昌夫總是與多數人一樣。由於他們年齡的不同，英夫被分到中級班，昌夫被分到初級班。所以他們只有在吃中飯的時候才能見面。兩個不會說英語的日本孩子要學會怎樣打棒球和游泳，還要與美國孩子一起攀登岩石，而這些孩子說的卻是第三種語言——美國俚語。但是他們和其他的營員相處得很好，我和妻子週末時盡可能地去看望他們。英夫特別能吃，他很喜歡充足的份飯，各種冰激凌，大量的西瓜和水果汁。昌夫不太喜歡培訓營，但是第二年夏天到了該回營的時候，他還是急切地想回去。後來到了要退營的時候他還感到不高興。
孩子們學會了獨立自主和美國式的作風，這些對他們都是非常健康的。他們看出了美國人與日本人之間的區別，開始懂得了祖國的榮譽感和國旗的象徵意義。每天早晨，他們感受到唱美國國歌和升美國國旗時的偉大。後來我們在東京建一所新房子時，也安了一個旗桿，兩個兒子回到國外去上學之前，每天早晨他們都要去升起一面日本國旗。今天所有的索尼工廠都飄揚著一面日本國旗，一面索尼公司旗和一面所在國的國旗。就像奧林匹克運動員一樣，我們具體地代表著日本這個國家，所以應該驕傲地佩戴祖國的標誌。
那一年直子太小，還不能到夏令培訓營去，所以我們把她送到城裡的畢奇伍德培訓營，只在白天接受訓練。她慢慢地習慣了新的生活，很小的孩子看起來有一種適應性。在紐約上完一年級後，她看來已經夠條件上夏令營了，由於聽她哥哥講了維諾那培訓營的故事，她自己也這樣想。第二年過了兩周之後當我們第一次去看她時，她帶我們走到湖邊，上了一支小船，她自己划船讓我們到處周遊，她為取得的成績感到自豪。我後來問到她當時的感覺時，她承認夜晚的時候她感到非常孤獨，熄燈以後她哭了。為了感到更加安全，她會在被子下打開手電筒。這個故事解釋了為什麼她的零用錢越來越少。她把我們給她的全部零用錢都用在營地的小商店裡買了手電筒電池。
度過了第一個充滿新鮮空氣和活力的夏天之後，兩個兒子從緬因州回來。他們注意到紐約的第一件事，也是他們發出抱怨的第一件事，是這座城市中排出廢氣的氣味和煙霧。學校開學了，聖伯納德學校的其他學生懷著好奇心接受了這兩個新同學。他們艱難地稱呼新同學的名字。英夫記得班上的大部分同學都叫他「High-dee」(與日語中英夫二字的讀音相近——譯者)。後來在英國的住讀學校中他們又叫他Joe，這是Tojo的簡稱，很明顯這是班上同學聽說過的唯一的日本名字。昌夫還記得，他用有限的英語單詞上法語課時所感受到的沮喪。他正在試著學習作為第二語言的英語，卻又要用他剛開始懂一點的第二語言去學第三語言。
良子的英語剛開始時非常糟糕，但是她下定決心使用它，她學英語，聽英語，而且很快就交了一些朋友。當我出差在外，如果她在公司沒有重要的事要辦時，她就帶孩子們去卡特斯基滑雪，或者到紐約市郊去看望朋友。週末如果我在紐約，有時我們出外野餐，良子開車，我把地圖放在雙膝上，像一個導航員。她對招待來賓也很內行，舉辦午餐會和雞尾酒會她只要一個日本的幫手，她是我們帶來的女傭。當我們住在紐約時，我們曾一次在家中招待過四百名客人，良子精於此道，我們回日本後她寫了一本書，叫《我對家庭禮賓的看法》，這本書暢銷一時，家裡有外國客人來訪或者要去外國人家裡作客的人把這本書視為參考書，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現在日本人仍然很少在家裡舉行招待活動，當然那些有僑居海外經歷、房子住得比平均水平寬敞的人現在經常在家招待外國客人。
良子剛開始的時候遇到了一些困難，因為美國客商和其他一些人的妻子經常邀請她去赴午宴，而我們當時在紐約只有一個翻譯，還是個男的，良子覺得帶他去參加婦女們舉行的午宴不太合適。另外在日本，男人們從來不帶妻子參加外面的業務娛樂活動，在其它的場合，當兩對或者更多的夫妻同時出席時，丈夫總是和妻子坐在一起。但是按西方的禮儀，男主人會讓女貴賓坐在他的右邊，經常離她的丈夫較遠，所以良子真正地感受到了語言交流上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