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擔保人認為更加嚴重的事情是我們依賴傳統日本系統中的短期貸款的財務方法。依靠大量的九十天可展期貸款經營一家公司，這在日本已經成為習慣。有人問：「你怎麼能依靠這麼多的短期貸款來做生意？一旦銀行要收回，你的生意就做不成了。」我們解釋說，銀行不會收回的，這是傳統的最便宜的籌資辦法。它給日本的公司帶來很大的靈活性，如果繼續需要可以展期，如果不再需要就可以還款。銀行非常關注他們支持的公司，在開始貸款的時候就十分謹慎。但是我們的美國同事還是要看到銀行寫在紙上的貸款可以展期的保證。我解釋了銀行與公司之間存在的相互信任，他們還是希望看到書面的東西。最後他們總算理解和接受了我們的做法。我們也學到了不少新的知識。
經過三個月日以繼夜的工作，我們認為在東京本部的事情都已辦好，然後轉到紐約去處理最後的細節，直至註冊。東京股票交易所下午三點關門，這時在紐約卻是凌晨兩點。我們必須時刻注意東京的股市，因為如果股價浮動得太多，我們就可能會在SEC遇到麻煩，這樣一來，每天晚上我們都要在野村證券公司紐約辦事處至少工作到兩點鐘，在那裡要做的最後一件事就是與東京通話，核查股市情況。下班後我乘地鐵回公寓旅館，它正好在五十六街東段的汽燈俱樂部馬路對面，每天凌晨大約2：30的時候我精疲力盡地回來，總是發現大門已經上了鎖，不得不去按看門人的門鈴。我在那裡住的時間長達幾個星期後，他開始對我的精力感到奇怪，每天早晨我拖著疲憊的腳步回來時，他看著我，暗自流露出佩服的神情。有一天晚上，他對我說：「我真地不知道您怎麼會有這麼好的精力，每天晚上在汽燈俱樂部玩到兩點。」
當時我們累得要命，事情辦完後大家都站不起來了。最後的一天來到了，我們必須決定股價。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在紐約時間凌晨2：00時得到東京的最近價格，還要獲得擔保方，也就是厄尼(厄尼斯的暱稱——譯者注)．西瓦茲巴赫的批准，把股價填入發起書中，再把它立即印出來。然後一名律師乘上午6：00的火車去華盛頓(當時還沒有早晨的來往班機。)，9：00時把發起書遞交給SEC。如果申報得以批准，這名律師必須在SEC用公用電話通知紐約，我們就可以把ADR投入市場了。但是最後的一天，厄尼．西瓦茲巴赫卻堅持不住了。因為只差股價沒有定，而定價的程式都準備好了，於是他決定回家去休息一下。他向我們建議說：「你們決定了股價之後給我打個電話，我可以從家裡發出批復，用不著在這裡等了。」
聽起來是個好主意。西瓦茲巴赫回到家裡，他躺到長沙發上，把電話放在身邊後馬上就睡著了。當我們給他打電話時，他睡得太沉了，怎麼也叫不醒。我們打了一遍又一遍，還是沒有回音。時間正在一分一秒地過去。野村證券、東京本部和我對發行股價已達成一致，我永遠也不會忘記，當時定的股價是一ADR為17．50美元，相當於10股，我們必須得到西瓦茲巴赫的批准。電話一直響個不停，他還在格雷特．勒克鎮家中的起居室裡鼾睡，我們不停地看手錶，考慮對策。山姆．哈特威爾，厄尼的助手，想出了一個辦法，因為西瓦茲巴赫是格雷特．勒克的鎮長，我們可以給該鎮的警察局打電話，讓他們派警車去他家把他叫醒。這真是個好辦法！不湊巧的是一個星期以前，格雷特．勒克的幾個壞傢伙用電話騷擾過鎮長和警察局長，所以哈特威爾打電話時，那邊的人並不熱心。剛開始的時候他們對山姆的請求發出了譏諷的笑聲。山姆花了很長時間向他們解釋，最後他們總算相信了，派出一名警察去叫醒鎮長。
一切事情全都辦完後，我累倒了。但是結果卻令人喜出望外：海外發行的股票提供了一張四百萬美元的支票。我以前還沒有見過這麼大數目的支票。我回到家裡，累得我兩個星期幾乎起不了床。後來我們出版了一本很詳細的書，這本書成為想在美國市場上發行股票的日本公司的「聖經」和課本，十分流行。1966年西瓦茲巴赫從史密斯．巴尼公司退休後，我抓住這個機會聘請他擔任索尼美國公司的總裁，接替我的職位，而我自己升任董事長。他在經歷了我們發行股票的過程之後，變得和我一樣瞭解索尼了，他擔任總裁職務，直至1968年去世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