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依賴於雇來的經理管理盛田公司，但是公司的生意對於那些經理而言，只不過是謀生，如果生意做得不好，他們會表示遺憾，但這對他們個人的生計並非生死攸關的大事。經理們最終失去的不過是一份工作，他們對盛田家的世代相傳和家庭富裕以及企業的延續和繁榮都不負責。所以當我父親作為長子繼承家業時，他立即就面臨著使公司重新盈利和恢復盛田家的財富這樣一個重任。要完成這項重任，他不能依靠任何一個從外面雇來的經理。
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我父親盛田久左衛門被召回去繼承家業時，正在東京的慶應義塾大學商務系讀書。公司面臨破產，父親也知道這個情況。雖然他被迫中止了學業，但又要經受迫在眉睫的危機的考驗，這不是課本上的習題，也不是舉例分析，而是事關盛田家的前途。他回到家裡，用事必恭親的管理方法開始重整旗鼓。
有一件事對於我們家所有的人既具有諷剌意味又十分幸運。父親從變賣祖父和曾祖父買下的那些精美藝術品中得到了一筆錢，他用這些錢還清了公司的債務，使得無人過問的工廠又恢復了正常營運。那些變賣品多年來一直被視為寶物，雖然從經商的觀點來看這種做法並不太明智，但它們也是家裡在藝術方面的投資，而且最終還是獲利，對於挽救公司起到了關鍵的作用。父親必須賣掉的寶物中有三件特別珍貴，一件是中國的掛軸，另一件是來自中國的銅鏡，還有一件是玉製的飾物，這件飾物在日本的歷史上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50年至公元250年間的彌生年代。我的父親是個嚴肅而又保守的人，他知道這些東西在他父親心目中的份量，所以他發誓，只要以後家裡有錢了，一定要將這些東西再贖回來。事實上過了幾年以後，這些東西就贖回來了，重新歸入家裡的收藏中。
我是盛田久左衛門和盛田秀子的長子，我出生的那一年，家裡的生意又重新起步。作為一個小孩，我並不知道家裡的艱難困苦，正好相反，我總是受到寵愛。我們生活在一個富裕的家庭裡，住在名古屋市最好的住宅街之一的白壁町，人們稱這一帶為富人區。按照日本的標準，我們家的房子很大，但卻有些凌亂。我們家有自己的網球場，豐田(日本著名汽車製造商——譯者注)家住在馬路對面，他們也有一個網球場。這條馬路兩邊的其他鄰居也多擁有私人網球場。當年我們家需要一所大房子，因為共同生活在一個屋頂下的家庭成員很多，我自己，我的兩個弟弟和昭和正明，分別比我小兩歲和六歲，還有比我小三歲的妹妹菊子。當然還有我的父親和母親，一個姑媽，她的丈夫過早地去世，所以她沒有孩子。我的叔叔也住在我們家，他曾在法國學了四年的西洋繪畫。另外還有我的祖父和祖母，六個傭人，以及三到四個年青人，他們來自老家的鄉下，到城裡來讀書，在我們家幫工換取學費。
家裡像是總要出事，我想這麼多人住在一起，這也是不稀奇的。但我們在這個大家庭中卻保持著自己的生活，父母親和我們這些孩子總是與其他人分開吃飯。但是在一些特殊場合，例如過生日，我們就會將房間之間的拉門都打開，家裡的人和親朋好友一共二、三十個人共同舉行一個盛大的聚會。在生日那天，我們歡聚一堂，玩一種抽獎的遊戲。每個人都有獎品，歡聲笑語中大家一邊相互取樂，一邊吃東西。舉辦一次這樣的閤家聚會，來消除由於孩子、年青的傭人和寄讀的學生們引起的爭執和分歧，則完全由我母親一手操持，她是一個具有耐心的、能幹的婦女。
母親嫁給父親時才十七歲，她和父親曾一度擔心他們可能不會有孩子。那時候有一個兒子作為繼承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其實現在在日本還是這樣，好在七年之後我的出世終於使他們鬆了一口氣。母親是一個文靜、優雅而且具有藝術氣質的婦女，她十分認真地負責管理家務，成天都忙於照看家裡的事是否都做完了，家裡的人是否都和睦相處，或者至少相安無事。作為一個日本的家庭婦女而言，她過於自信，這在那個年代是很少見的。她往往堅持已見，尤其是關於我上學的事。當然她並不像現在的那些盛氣凌人的「教育母親」，她們強迫自己的孩子通過額外的補課來進入「合適」的學校和大學。我感覺到母親對於每一件事都是通情達理的，易於與之商談，起碼比父親容易。由於父親擔負著挽救和重整家業的重任，他的生活已經完全被公司的生意左右，所以當我需要幫助時我更多地去找母親商量。
我的母親把家裡的很多傳統都改變了。一方面她出身於武士世家，瞭解傳統，她自己就總是身穿和服，另一方面她也願意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家裡的孩子們總是在一起打鬧，但是等我稍稍長大一點以後，實際上甚至在我十歲以前，我就開始專心於學習了，我更加依賴於母親的勸導。她對整個家庭負責，但她還是給了我一間有書桌的單獨房間。我開始做試驗時又得到了另一張書桌，因為我需要一個工作台。她還給我買了一張床，所以我就不必像家裡其他的人那樣，睡在鋪有被褥的榻榻米上。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就被現代化了。我的母親和父親都希望如此，因為他們準備讓我作為盛田家下一代的戶主成為家業的繼承人，也就是第十五代盛田久左衛門。
這是我們家的一個傳統，成為戶主的兒子就要放棄他原有的名字，而改名為久左衛門。十五代人中的長子多數出生之後都取名為常助或者彥太郎。我的父親以前就叫彥太郎，直到他成為戶主，才改名當了第十四代久左衛門。我的祖父出生時取名為常助，他繼承家業後改名為盛田久左衛門，他年邁引退後，將權力與責任傳給我的父親，他再改名為盛田命昭。
然而在我出生時，我的父親認為常助這個傳統的名字對於二十世紀來說太陳舊了，所以他請了一位年高德劭的日本漢學家來為我取名。這位先生是一個知名的學者，也是我祖父的朋友。他推薦起名昭夫，其中的昭字在日語中讀作AKI，有啟蒙的意思。我祖父的名字中也有這個漢字。漢字在日語中往往有多種讀法，有時甚至有十幾種，所以我的名字讀出來意味著「啟示」或者「顯著」，而盛田這個姓氏意味著茂盛的稻田，我的姓與名相結合看來預示著我的一生都是樂觀與充滿了希望的。我的父母很喜歡我名字中的昭字，所以也把它給了我的兩個弟弟，和昭和正明(明字在日語中也可讀成AKI——譯者)。日本的朝代都有年號，日曆上的正式年份是從一個朝代的第一年算起的。1926年大正天皇駕崩，太子裕仁繼位，皇家也找到那位為我取名的漢學家，請他選擇一個吉祥的年號。他選取的年號是「昭和」，意味著「光明太平」，其中也用了我的名字中的那個昭字，只是讀作SHO。(1986年的正式說法應是昭和61年，即昭和朝代的第六十一年。)
直到今天家裡還向我提議，我應該真正地繼承久左衛門這個名字。如果一個繼承人可以證實自己無愧於祖宗，那麼他就可以進入宗祠正式改名。但是我想這樣做對於我來說是不明智的，因為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是盛田昭夫。我有時簽名也用首字母AKM，可以說它是盛田昭夫久左衛門的縮寫。我在美國的一輛大陸林肯牌轎車還有一塊個人化的牌照，上面的號碼是AKM-15。總有一天我的兒子英夫(盛田英夫是盛田昭夫的長子，後改名為盛田英糧。——譯者)會變成戶主，他是否願意改名為久左衛門，那得由他自己決定。當然我和我的妻子都希望他能這樣做，不過這些都是本書的題外話了。
我從很小的時候就受到有關家族傳統和先輩的教育。我的先輩中出過很多愛好文學和藝術的人，例如我的祖父和曾祖父。他們一直都是社團的首領和村役所的官員，這個歷史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紀德川幕府的年代。他們是上等人，所以享有使用姓名和佩帶腰刀的特權。無論哪一次我父母親帶我回小鈴谷村去看看或者住上一天，那裡的村民都會非常驚訝地對我表示讚歎，使我感到自負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