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過光亮和陰影的交織裝飾，我們駛到塞耶街十四號，一個陰鬱的小伙子遞給我們鑰匙和加斯東的條子，他為我們租好了這幢房。我的洛對她的新環境瞥也不瞥，本能地朝收音機走去，漫不經心地扭開旋扭，又本能地往堆有一批舊雜誌的臥室沙發上一躺，隨後以同樣盲目卻準確的姿勢將手伸進燈桌的下面，把雜誌放了下去。
只要能把我的洛麗塔鎖住，我確實不介意住往何處；但是，我想，在我和茫然的加斯東書信交往過程中，他模模糊糊地提到了一間爬滿常春籐的磚房。實際上，那地方和黑茲家很相像，這卻令人失望(相距僅四百英里)，也是同一種晦暗的灰色磚牆，木瓦屋頂以及暗綠色麻布遮日蓬；內中房間雖然小些，但其厚絨布——薄金屬板風格更為統一，房間格局卻也基本一致。只是我的書房大多了，從地到天排列著約兩千本化學書，我的女房東(此時休假去了)在比爾茲利大學教化學。
我希望比爾茲利女子學校是所昂貴的日校，能額外贈送午飯，有完善的體育館，在鍛煉所有這些年輕身體的同時，也能對她們的智力給予正規教育。加期東·戈丁對美國情形的判斷很少正確，曾提醒我這所教育機構很可能放出的女學生都像他以一個外國人對這類事情的好惡所評價的：「拼寫不必太好，但嗅覺必須靈敏。」我認為她們甚至還沒有這種成績。
我初次和女校長普拉特會晤，她誇讚我的孩子的「漂亮的藍眼睛」(藍色！洛麗塔！)以及我和那位「法國天才」的友誼(天才！加斯東！)——然後把多麗交給一位科莫蘭特小姐，她皺起了眉頭，像是沉思說道：
「亨伯德先生，我們並不急於讓我們的學生變成書獃子或能夠脫口說出和寫出誰也記不住的所有歐洲首都，或牢記那些已被遺忘的歷次戰爭的年代。我們關心的是兒童適應群體生活的能力。因此我們要強調四個「D」：戲劇、舞蹈、辯論和約會。我們面臨許多特定的問題。你快活的多麗很快將編入的那個年齡組，對她來說約會、赴約、約會服裝、約會書籍、約會禮節意義重大，就如同，比如說商業、商業聯繫、商業成功之於你的意義，或我的女孩子們的幸福之於我的意義。多蘿西·亨伯德已經捲入了社會生活的總系統，不管我們喜歡與否，那系統都包括熱狗攤、街角的藥房、麥芽糖和可樂，電影，方步舞、海濱毛毯會，甚至還有髮式觀摩會！當然，比爾茲利學校是禁止其中幾項活動的；另一方面我們也引導其餘的進入更富建設性的方向。但我們確實是盡量漠視雲霧，直接面對陽光。簡單說，我們採取的教育手段對交流思想比對寫作技巧更感興趣。就是說，我們敬仰莎士比亞和其它事物。我們要求我們的女孩子們自由地與周圍活生生的世界交流，而不是一頭扎進發霉的故紙堆裡。或許我們仍是在摸索，但我們是理智地摸索著，像婦科醫生診斷腫瘤一樣。亨伯格先生，我們是以生物體和社會團體的觀點進行思維的。我們已經清除了傳統上是贈給年輕女子的大量無關緊要的格言，這些格言很早就顯出與她們將來主宰自己的生活——憤世嫉俗者還會加上一句——以及她的丈夫的生活所需要的知識、技能和態度格格不人。亨伯森先生，我們這麼說吧：一顆星球的位置固然重要，但冰箱擺在廚房裡最實用的地方對於未來的家庭主婦也許更重要。你說你希望女孩從學校獲得的一切就是扎扎實實的教育。但我們所講的教育意味著什麼？過去，它主要是口頭形式的；我是說，你可以叫孩子背下一部百科全書，他或她能消化學校所能給予的一切知識，甚至更多。亨莫博士，你是否想到，中世紀的約會形式對於現代青春期少年已不如如今的週末約會有生命力(霎眼)？——說句玩笑，我聽說比爾茲利大學的精神分析學家數日前還允許自己約會了一次。我們不僅生活在思想的世界，還活在物質的世界。不經實踐的言辭是空洞的。多蘿西·亨莫森怎麼能對希臘和東方人的奴隸和妾室感興趣呢？
這場演出令我甚為驚奇，但我對兩位和學校有關的聰慧女士談時，她們都斷言女孩子的讀書之風確實很盛，所謂「交流」的原則多少近於大吹大擂，目的是給舊式的比爾茲利學校增添些許現代特徵，儘管實際上它仍一本正經如同對蝦一樣。
這所學校吸引我的第二個原因說來一些讀者可能覺得好笑，對我卻很重要，因為我就是這麼長大的。街對面，就在我們屋子的前邊，我注意到有一條長滿野草的荒溝，還有些五顏六色的灌木叢、一堆磚頭和零星幾塊厚木板，以及低質的淡紫色泡沫和鍍鉻的秋天路邊花；從那條溝恰巧能看見與塞耶街平行的一條微亮的學校小徑，緊挨著著就是學校運動場。除了心理上的舒適以外，這種錯落有致可使多麗的一天與我自己緊密相連，我立刻預見到我將擁有的樂趣：通過高倍數雙筒望遠鏡，我能從書房兼臥室欣賞課間休息時在多麗周圍玩耍的其她女孩子，能按統計學的方法，分辨出她們中間性感少女的比例；不幸的是，就在開學的第一天，工人們來了，在離溝不遠的地方修了圍牆，不久，一座黃褐色木製建築又在圍牆外邊立了起來，完全擋住了我的幻境；但當他們剛剛裝上足以破壞一切的材料以後，那些荒唐的建築工又宣告暫停，再未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