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０年的秋季出乎意料地對於我們竟成了痛苦的日子……卓婭正在擦地板。她把抹布浸入水桶，自己低下頭去。忽然就失去知覺。我下班回到家裡，看見她完全暈倒在地板上。
和我同時走進屋裡的舒拉馬上跑去叫急救車，那個車就把卓婭送到伯特金醫院去。
在那裡的診斷結果是：
「腦膜炎。」
苦難的日子臨到我和舒拉了。
在很多漫長的晝夜裡我們只能想一樁事：卓婭能活嗎？她的生命瀕於危險。醫治她的那位大夫，在和我談話的時候，臉上表情是憂鬱不安的，我覺著是沒有希望了。
舒拉每天往伯特金醫院跑好幾次，他一向開朗的面孔逐漸變成憂鬱的了。
卓婭的病很重，曾給她實行抽取脊髓，這是很痛苦的和複雜的手術。
有一次在這樣的手術後，我和舒拉去打聽她的病狀，護士仔細地端詳了我們之後說：
「大夫一會兒出來告訴您。」
我馬上涼了。
「她怎麼啦？」我問。
我的聲音一定是很可怕的，不然這時候走出來的大夫怎能奔到我的身邊說：
「您怎麼啦，您怎麼啦？一切都好啊！我想見見您，安慰安慰您。一切都很順利，小姑娘的耐性很大，她不呻吟，不喊叫，很勇敢，很堅毅地忍受一切。」他打量了舒拉之後就憨厚地問道：「你也是這樣的麼？」
那天第一次放我進入卓婭的病房去了。她挺直地躺著，不能抬起頭來。我握著她的手挨著她坐著，自己並沒有覺出我的臉上流著眼淚。
卓婭小聲地、勉強地說：「不要哭，我好些了。」
的確，病漸漸減輕了，我和舒拉馬上感覺輕快多了，好像在這些漫長的星期裡緊緊地攫著我們的痛苦忽然釋放了我們一樣。同時，無可比擬的、極大的疲倦也來到了。在卓婭害病的時期裡，我們疲憊的程度是最近這些年來還沒有過的。
好像長期壓著我們的極大的重載忽然消失了，可是我們還沒有氣力挺期身來，緩一口氣。
幾天以後卓婭要求：
「請給我帶些什麼書來讀。」
過些時間大夫果然許可我給她帶書來，那時候卓婭就感覺自己是非常幸福的了。
說話還有些吃力，很快就疲倦了，可是她能看書了。
那時候我給她帶去了蓋達爾的《藍碗》和《鼓手的命運》。
她指著《藍碗》說道：
「這是多麼美妙生動的故事呀！那裡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可是卻放不下它！」
健康恢復得很慢。首先許可卓婭坐起來，又過了些時間，才許可她行走。
她和同病房的所有的病人都成了朋友。在挨近她的床上躺著的一位中年婦女有一次對我說：
「我們捨不得和您的女兒離開。她待人那樣親熱，就是病勢最嚴重的人她也會鼓勵他。」
醫治卓婭的大夫曾不止一次取笑地說：
「柳鮑娃·齊莫菲耶夫娜，您把卓婭給我做女兒吧！」
護士們也很喜歡卓婭，她們曾給她書看，大夫還親自給她送來報紙，她在健康恢復了一些之後，曾給同屋病人朗讀這些報紙。
有一次允許舒拉進卓婭的病房去了，他們好久沒見了。卓婭一看見弟弟就坐起來了，她的兩頰馬上赤紅了，舒拉現在的神態也和向來他來到不相識的生人群裡的時候一樣：他手足無措地環視著卓婭的鄰人，臉紅了，額上冒出了汗珠，他用手帕擦了臉上的汗，最後他停在病房中間，不知再向哪裡走好了。
「來吧，過來。坐在這裡吧，」卓婭催他，「你告訴我學校裡怎樣。你別害臊。」
她小聲地補充說，「沒有人看你。」
舒拉勉強地鎮靜了一些，並且因為卓婭屢次地問：「學校裡怎樣？快說呀！」他就由胸部衣袋裡掏出了一個帶著列寧像的小冊子。卓婭在１９３９年２月也曾領到過這樣一本小冊子。
「團證！」卓婭驚喜地喊道，「你是團員了嗎？」
「我先前沒有對你說，為的是使你驚喜，我知道你一定高興。」
舒拉忘掉了生疏的環境，就開始向姐姐詳細地述說在大會上對他提出了一些什麼問題，在區委會和他談了些什麼話和區委書記怎樣問他：
「你是卓婭的弟弟嗎？我還記得她。你別忘了替我問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