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積在天津的紙張運不到北京，連印書也頗受戰爭的影響，我的舊雜感的結集《華蓋集》付印兩月了，排校還不到一半。
可惜先登了一個預告，以致引出陳源教授的「反廣告」來——
「我不能因為我不尊敬魯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說他的小說好，我也不能因為佩服他的小說，就稱讚他其餘的文章。我覺得他的雜感，除了《熱風》中二三篇外，實在沒有一讀之價值。」〔2〕（《現代評論》七十一，《閒話》。）
這多麼公平！原來我也是「今不如古」了；《華蓋集》的銷路，比起《熱風》來，恐怕要較為悲觀。而且，我的作小說，竟不料是和「人格」無關的。「非人格」的一種文字，像新聞記事一般的，倒會使教授「佩服」，中國又彷彿日見其光怪陸離了似的，然則「實在沒有一讀之價值」的雜感，也許還要存在罷。
2
做那有名的小說《Don Quijote》的M．de Cervantes先生，窮則有之，說他像叫化子，可不過是一種特別流行於中國學者間的流言。他說Don Quijote看遊俠小說看瘋了，便自己去做俠客，打不平。他的親人知道是書籍作的怪，就請了間壁的理髮匠來檢查；理髮匠選出幾部好的留下來，其餘的便都燒掉了。〔3〕大概是燒掉的罷，記不清楚了；也忘了是多少種。想來，那些入選的「好書」的作家們，當時看了這小說裡的書單，怕總免不了要面紅耳赤地苦笑的罷。
中國雖然似乎日見其光怪陸離了。然而，烏乎哀哉！我們連「苦笑」也得不到。
3
有人從外省寄快信來問我平安否。他不熟於北京的情形，上了流言的當了。
北京的流言報，是從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章士釗「整頓學風」以還，一脈相傳，歷來如此的。現在自然也如此。
第一步曰：某方要封閉某校，捕拿某人某人了。這是造給某校某人看，恐嚇恐嚇的。
第二步曰：某校已空虛，某人已逃走了。這是造給某方看，煽動煽動的。
又一步曰：某方已搜檢甲校，將搜檢乙校了。這是恐嚇乙校，煽動某方的。
「平生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不吃驚。」乙校不自心虛，怎能給恐嚇呢？然而，少安毋躁罷。還有一步曰：乙校昨夜通宵達旦，將赤化書籍完全焚燒矣。
於是甲校更正，說並未搜檢；乙校更正，說並無此項書籍雲。
4
於是連衛道的新聞記者，圓穩的大學校長〔4〕也住進六國飯店，講公理的大報也摘去招牌，學校的號房也不賣《現代評論》：大有「火炎昆岡，玉石俱焚」〔5〕之概了。
其實是不至於此的，我想。不過，謠言這東西，卻確是造謠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實，我們可以借此看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為。
5
中華民國九年七月直皖戰爭開手；八月，皖軍潰滅，徐樹錚等九人避入日本公使館。〔6〕這時還點綴著一點小玩意，是有一些正人君子——不是現在的一些正人君子——去遊說直派武人，請他殺戮改革論者了。終於沒有結果；便是這事也早從人們的記憶上消去。但試去翻那年八月的《北京日報》，還可以看見一個大廣告，裡面是什麼大英雄得勝之後，必須廓清邪說，誅戮異端等類古色古香的名言。
那廣告是有署名的，在此也無須提出。但是，較之現在專躲在暗中的流言家，卻又不免令人有「今不如古」之感了。
我想，百年前比現在好，千年前比百年前好，萬年前比千年前好……特別在中國或者是確鑿的。
6
在報章的角落裡常看見對青年們的諄諄的教誡：敬惜字紙咧；留心國學咧；伊卜生〔7〕這樣，羅曼羅蘭那樣咧。時候和文字是兩樣了，但含義卻使我覺得很耳熟：正如我年幼時所聽過的耆宿的教誡一般。
這可彷彿是「今不如古」的反證了。但是，世事都有例外，對於上一節所說的事，這也算作一個例外罷。
五月六日。
※ ※ ※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七日《語絲》週刊第七十九期。
〔2〕此段引自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七十一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七日）發表的《閒話》。他在文中先舉《吶喊》作為中國新文學運動最初十年間的短篇小說的代表作品，接著就攻擊魯迅的雜文。
〔3〕見塞萬提斯著《堂·吉訶德》第五、六章。關於說塞萬提斯「像叫化子」的話，參看本卷第239頁注〔39〕。
〔4〕衛道的新聞記者，圓穩的大學校長 指成捨我、蔣夢麟等人。據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上海《時事新報》和同年五月一日廣州《嚮導》週報第一五一期報道，自標榜「撲滅赤化」的奉軍及直魯聯軍進佔北京，並採取槍斃《京報》社長邵飄萍等嚴厲鎮壓手段後，北京報界和學界一片恐慌，《世界晚報》成捨我、《中美晚報》宋發祥和「素號穩健的北大代理校長蔣夢麟」等均先後逃匿。
〔5〕「火炎昆岡，玉石俱焚」 語見《尚書·胤征》，好壞同歸於盡的意思。
〔6〕指一九二○年七月北洋軍閥直皖兩系之間的戰爭。直系軍閥以曹錕、吳佩孚等為首；皖系軍閥以段祺瑞、徐樹錚等為首。戰事於七月中旬開始，不數日皖軍潰敗；北洋政府於七月底免去段祺瑞一切職務，並通緝徐樹錚、曾毓雋、朱深、李思浩等十人。除李思浩外，其他九人都逃入日本公使館。下文所說的廣告，不見於《北京日報》；
究系何報，未詳。
〔7〕伊卜生（H．Ibsen，1828—1906） 通譯易卜生，挪威劇作家。主要作品有《玩偶之家》、《國民公敵》等。「五四」時期它們曾被介紹到中國來，在當時反對封建主義和婦女解放的鬥爭中，曾起過積極的作用。但是，作品中的個人主義思想和反群眾的情緒，也曾被胡適等利用來進行反動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