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沛
而且梅蘭芳還要到蘇聯去。
議論紛紛。我們的大畫家徐悲鴻教授也曾到莫斯科去畫過松樹——也許是馬，〔２〕我記不真切了——國內就沒有談得這麼起勁。這就可見梅蘭芳博士之在藝術界，確是超人一等的了。
而且累得《現代》的編輯室裡也緊張起來。首座編輯施蟄存先生曰：「而且還要梅蘭芳去演《貴妃醉酒》呢！」（《現代》五卷五期。）要這麼大叫，可見不平之極了，倘不豫先知道性別，是會令人疑心生了髒躁症的。次座編輯杜衡先生曰：「劇本鑒定的工作完畢，則不妨選幾個最前進的戲先到莫斯科去宣傳為梅蘭芳先生『轉變』後的個人的創作。……因為照例，到蘇聯去的藝術家，是無論如何應該事先表示一點『轉變』的。」（《文藝畫報》創刊號。）這可冷靜得多了，一看就知道他手段高妙，足使齊如山〔３〕先生自愧弗及，趕緊來請幫忙——幫忙的幫忙。
但梅蘭芳先生卻正在說中國戲是象徵主義，〔４〕劇本的字句要雅一些，他其實倒是為藝術而藝術，他也是一位「第三種人」。
那麼，他是不會「表示一點『轉變』的」，目前還太早一點。他也許用別一個筆名，做一篇劇本，描寫一個知識階級，總是專為藝術，總是不問俗事，但到末了，他卻究竟還在革命這一方面。這就活動得多了，不到末了，花呀光呀，倘到末了，做這篇東西的也就是我呀，那不就在革命這一方面了嗎？
但我不知道梅蘭芳博士可會自己做了文章，卻用別一個筆名，來稱讚自己的做戲；或者虛設一社，出些什麼「戲劇年鑒」，親自作序，說自己是劇界的名人？〔５〕倘使沒有，那可是也不會玩這一手的。
倘不會玩，那可真要使杜衡先生失望，要他「再亮些」〔６〕了。
還是帶住罷，倘再「略論」下去，我也要防梅先生會說因為被批評家亂罵，害得他演不出好戲來。〔７〕十一月一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六日《中華日報·動向》。
〔２〕徐悲鴻於一九三四年五月應蘇聯對外文化事業委員會邀請，去蘇聯參加中國畫展覽會，曾在莫斯科中國大使館舉行的招待會上即席作畫。
〔３〕齊如山（１８７７—１９６２）河北高陽人。當時北平國劇學會會長，曾為梅蘭芳編過劇本。杜衡在《文藝畫刊》創刊號（一九三四年十月）發表的《梅蘭芳到蘇聯去》一文中說：「我以為他（按指梅蘭芳）最先的急務，是應當找幾位戲劇意識檢討專家來幫忙，或竟成立一個腳本改編委員會。這些工作，恐怕像齊如山先生他們未必能夠勝任」。
〔４〕一九三四年九月八日《大晚報·剪影》載犁然的《在梅蘭芳馬連良程繼先葉盛蘭的歡宴席上》一文中，記錄梅蘭芳談話說：「中國舊戲原純是象徵派的，跟寫實的話劇不同」。
〔５〕這些都是對杜衡等人的諷刺，參看本書《化名新法》。「戲劇年鑒」是影射杜衡、施蟄存合編的一九三二年《中國文藝年鑒》。〔６〕「再亮些」杜衡著有長篇小說《再亮些》，載一九三四年《現代》月刊第五卷第一期至第五期和第六卷第一期（未刊完，出單行本時改題為《叛徒》）。篇首《題解》引用歌德臨終時的話：「再亮些，再亮些！」
〔７〕這裡也是對杜衡的諷刺。杜衡曾於一九三二年說左翼批評家「蠻橫」，使他們不得不「永遠地沉默，長期地擱筆」。參看《南腔北調集·論「第三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