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質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對於極小的一點改革，也無不加以阻撓，表面上好像恐怕於自己不便，其實是恐怕於自己不利，但所設的口實，卻往往見得極其公正而且堂皇。今年的禁用陰曆２，原也是瑣碎的，無關大體的事，但商家當然叫苦連天了。不特此也，連上海的無業遊民，公司僱員，竟也常常慨然長歎，或者說這很不便於農家的耕種，或者說這很不便於海船的候潮。他們居然因此念起久不相干的鄉下的農夫，海上的舟子來。這真像煞有些博愛。
一到陰曆的十二月二十三，爆竹就到處畢畢剝剝。我問一家的店伙：「今年仍可以過舊歷年，明年一准過新歷年麼？」那回答是：「明年又是明年，要明年再看了。」他並不信明年非過陽曆年不可。但日曆上，卻誠然刪掉了陰曆，只存節氣。然而一面在報章上，則出現了《一百二十年陰陽合歷》３的廣告。好，他們連曾孫玄孫時代的陰曆，也已經給準備妥當了，一百二十年！
梁實秋先生們雖然很討厭多數，但多數的力量是偉大，要緊的，有志於改革者倘不深知民眾的心，設法利導，改進，則無論怎樣的高文宏議，浪漫古典４，都和他們無干，僅止於幾個人在書房中互相歎賞，得些自己滿足。假如竟有「好人政府」５，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們拉回舊道上去了。
真實的革命者，自有獨到的見解，例如烏略諾夫先生，他是將「風俗」和「習慣」，都包括在「文化」之內的，並且以為改革這些，很為困難。６我想，但倘不將這些改革，則這革命即等於無成，如沙上建塔，頃刻倒壞。中國最初的排滿革命，所以易得響應者，因為口號是「光復舊物」，就是「復古」，易於取得保守的人民同意的緣故。但到後來，竟沒有歷史上定例的開國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了一條辮子，就很為大家所不滿了。
以後較新的改革，就著著失敗，改革一兩，反動十斤，例如上述的一年日曆上不准注陰曆，卻來了陰陽合歷一百二十年。
這種合歷，歡迎的人們一定是很多的，因為這是風俗和習慣所擁護，所以也有風俗和習慣的後援。別的事也如此，倘不深入民眾的大層中，於他們的風俗習慣，加以研究，解剖，分別好壞，立存廢的標準，而於存於廢，都慎選施行的方法，則無論怎樣的改革，都將為習慣的岩石所壓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時。
現在已不是在書齋中，捧書本高談宗教，法律，文藝，美術……等等的時候了，即使要談論這些，也必須先知道習慣和風俗，而且有正視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因為倘不看清，就無從改革。僅大叫未來的光明，其實是欺騙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聽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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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年三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２禁用陰曆指一九二九年十月七日國民黨當局發佈的通令，其中規定：「凡商家帳目，民間契紙及一切簽據，自十九年（按即一九三○年）一月一日起一律適用國歷，如附用陰曆，法律即不生效。」
３《一百二十年陰陽合歷》指《一百二十年陰陽曆對照表》，中華學藝社編，上海華通書局印行。
４浪漫古典梁實秋曾出版過論文集《浪漫的與古典的》，宣揚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
５「好人政府」是胡適等人於一九二二年五月提出的政治主張，見《努力週報》第二期發表的《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我們以為現在不談政治則已，若談政治，應該有一個切實的，明瞭的，人人都能瞭解的目標。我們以為國內的優秀分子，無論他們理想中的政治組織是什麼，……現在都應該平心降格的公認『好政府』一個目標，作為現在改革中國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今日政治改革第一步在於好人須要有奮鬥的精神。凡是社會上的優秀分子，應該為自衛計，為社會國家計，出來和惡勢力奮鬥。」這裡所說的「好人」、「社會上的優秀分子」，都是胡適等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的自我標榜。一九三○年前後，胡適、羅隆基等又在《新月》上老調重彈，目的在於參加國民黨政府。
６烏略語夫通譯烏裡揚諾夫，即列寧。他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中曾說：「無產階級專政是對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進行的頑強鬥爭，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鬥爭。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沒有鐵一般的和在鬥爭中鍛煉出來的黨，沒有為本階級全體忠實的人所信賴的黨，沒有善於考察群眾情緒和影響群眾情緒的黨，要順利地進行這種鬥爭是不可能的。」（《列寧選集》第四卷第二○○頁，一九七二年十月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