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先生:
要這樣冒昧地麻煩先生的心情,是抑制得很久的了,但像我們心目中的先生,大概不會淡漠一個熱忱青年的請教的吧。這樣幾度地思量之後,終於唐突地向你表示我們在文藝上——尤其是短篇小說上的遲疑和猶豫了。
我們曾手寫了好幾篇短篇小說,所採取的題材:一個是專就其熟悉的小資產階級的青年,把那些在現時代所顯現和潛伏的一般的弱點,用諷刺的藝術手腕表示出來;一個是專就其熟悉的下層人物——在現時代大潮流衝擊圈外的下層人物,把那些在生活重壓下強烈求生的慾望的朦朧反抗的衝動,刻劃在創作裡面,——不知這樣內容的作品,究竟對現時代,有沒有配說得上有貢獻的意義?我們初則遲疑,繼則提起筆又猶豫起來了。這須請先生給我們一個指示,因為我們不願意在文藝上的努力,對於目前的時代,成為白費氣力,毫無意義的。
我們決定在這一個時代裡,把我們的精力放在有意義的文藝上,借此表示我們應有的助力和貢獻,並不是先生所說的那一輩略有小名,便去而之他的文人。因此,目前如果先生願給我們以指示,這指示便會影響到我們終身的。雖然也曾看見過好些普羅作家的創作,但總不願把一些虛構的人物使其翻一個身就革命起來,卻喜歡捉幾個熟悉的模特兒,真真實實地刻劃出來——這脾氣是否妥當,確又沒有十分的把握了。所以三番五次的思維,只有冒昧地來唐突先生了。
即祝
近好!
Ts-c.Y.及Y-f.T.上十一月廿九日。
回信
Y及T2先生:
接到來信後,未及回答,就染了流行性感冒,頭重眼腫,連一個字也不能寫,近幾天總算好起來了,這才來寫回信。同在上游,而竟拖延到一個月,這是非常抱歉的。
兩位所問的,是寫短篇小說的時候,取來應用的材料的問題。而作者所站的立場,如信上所寫,則是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如果是戰鬥的無產者,只要所寫的是可以成為藝術品的東西,那就無論他所描寫的是什麼事情,所使用的是什麼材料,對於現代以及將來一定是有貢獻的意義的。為什麼呢?因為作者本身便是一個戰鬥者。
但兩位都並非那一階級,所以當動筆之先,就發生了來信所說似的疑問。我想,這對於目前的時代,還是有意義的,然而假使永是這樣的脾氣,卻是不妥當的。
別階級的文藝作品,大抵和正在戰鬥的無產者不相干。小資產階級如果其實並非與無產階級一氣,則其憎惡或諷刺同階級,從無產者看來,恰如較有聰明才力的公子憎恨家裡的沒出息子弟一樣,是一家子裡面的事,無須管得,更說不到損益。例如法國的戈兼3,痛恨資產階級,而他本身還是一個道道地地資產階級的作家。倘寫下層人物(我以為他們是不會「在現時代大潮流衝擊圈外」的)罷,所謂客觀其實是樓上的冷眼,所謂同情也不過空虛的佈施,於無產者並無補助。而且後來也很難言。例如也是法國人的波特萊爾,當巴黎公社初起時,他還很感激贊助,待到勢力一大,覺得於自己的生活將要有害,就變成反動了。4但就目前的中國而論,我以為所舉的兩種題材,卻還有存在的意義。如第一種,非同階級是不能深知的,加以襲擊,撕其面具,當比不熟悉此中情形者更加有力。如第二種,則生活狀態,當隨時代而變更,後來的作者,也許不及看見,隨時記載下來,至少也可以作這一時代的記錄。所以對於現在以及將來,還是都有意義的。不過即使「熟悉」,卻未必便是「正確」,取其有意義之點,指示出來,使那意義格外分明,擴大,那是正確的批評家的任務。
因此我想,兩位是可以各就自己現在能寫的題材,動手來寫的。不過選材要嚴,開掘要深,不可將一點瑣屑的沒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創作豐富自樂。這樣寫去,到一個時候,我料想必將覺得寫完,——雖然這樣的題材的人物,即使幾十年後,還有作為殘滓而存留,但那時來加以描寫刻劃的,將是別一種作者,別一樣看法了。然而兩位都是向著前進的青年,又抱著對於時代有所助力和貢獻的意志,那時也一定能逐漸克服自己的生活和意識,看見新路的。
總之,我的意思是:現在能寫什麼,就寫什麼,不必趨時,自然更不必硬造一個突變式的革命英雄,自稱「革命文學」;但也不可苟安於這一點,沒有改革,以致沉沒了自己——也就是消滅了對於時代的助力和貢獻。
此復,即頌近佳。
L.S.啟。
十二月二十五日。
※ ※ ※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二年一月五日《十字街頭》第三期。
2Y,即楊子青(沙汀),四川安縣人;T,即湯艾蕪(艾蕪),四川新都人。他們都是當時的青年作者。
3戈兼(T.Gautier,1811∼1872)通譯戈蒂葉,法國唯美主義作家。他最先提出「為藝術而藝術」的觀點。著有小說《莫班小姐》、詩劇《死的喜劇》等。
4波特萊爾參看本卷第229頁注5。他曾參加法國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這裡說他贊助初起時的巴黎公社,當是誤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