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業擴充，因水漲而船高，杜月笙聲譽日盛，交遊的範圍也越來越廣，朋友和學生越來越多。但是，正在這時中國的時局急轉直下，進入了另一個時期。
時間進入９３年底，中日關係空前緊張，華北華中，兩軍嚴陣以待，大戰一觸即發，但是蔣介石大肆叫囂「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因此，這時的國策是「力謀以外交方式調整中日兩國幫交，冀弭戰禍」。然而，日本方面卻並不管這些，９３年，外相廣田弘毅提出了舉世聞名的廣田三原則，作為日本侵略中國所應採取的路線，所謂的「廣田三原則」，簡言之為一、中國政府徹底拒絕反日。二、中、日「滿」合作，華北特殊化。三、中、日「滿」共同反共。揭開廣田三原則的虛偽面具，實際上，廣田給中國人下的毒藥是「經濟提攜」的誘餌，即利用經濟提攜方式，來推進它的「大陸政策」，完成「日滿支集團」的迷夢。抗戰爆發的前一、兩年裡，大多數國人都被這美麗的糖衣所迷惑，以為中日大戰在短暫時期可以避免，借外交途徑可以解決中日問題。９３年０月，日方派遣其外務省東亞局局長桑島來華，協助他們的川越大使進行中、日談判。９３７年初日本「經濟提攜」運動又形成高潮。日本新外相佐籐在眾議院發表演說，聲明日本對華政策是仍然堅守廣田三原則，不放棄既得利益。兩天後，日本又派出了一個大規模的「經濟考察團」，以日本國家銀行總裁兒玉謙次為團長，重要團員中有大日本制糖株式會社禮長、政壇要角、戰後曾任外相的籐山愛一郎。這一個「經濟考察團」來華，在戰雲瀰漫、低氣壓籠罩下的遠東，可謂舉世矚目，很多人都對此寄予厚望，因為，它的成功，至少可以暫保東方的和平，它若失敗，戰火恐怕就要接踵而爆發。中日雙方對此一和戰關鍵的「考察團」，事先有周密妥善的安排。有關方面同意，以日本經濟考察團為骨幹，配合中國的金融工商界有力人士合組一個「中日貿易協會」負責推進「日支經濟提攜事項」。擬議中的「中日貿易協會」，分設籌備主任兩人，華方主任委員為華北金融鉅子周作民，日方則系日本銀行總裁兒玉謙次。這樣安排，日方又恐周作民不能代表南方的金融工商界，於是他們透過外交途徑，表示希望杜月笙能參加。於是，蔣介石又指定杜月笙為該協會的常務委員，同時，中日雙方都要求他負起「經濟考察團」抵達上海時的一系列聯繫招待工作。這一項重要的任務確使杜月笙的聲望為之增進，地位也又提高了許多，然而，這也給他帶來了難以出口的極大痛苦。因為在基本立場上，他是不折不扣的愛國反日主義者，為此他曾有一鳴驚人的表現，另一方面，他更是上海金融工商業者的義務保鏢，大家寄望於他利用地方勢力抵拒外來入侵力量，日本經濟考察團分明是掛著侵略者的招牌而來，政府方而也在戰備不夠充分之際，有意委曲求全，在這種情形之下，全國金融工商業者以至各地民眾都得準備犧牲，「以空間換取勝利」，「以最後犧牲之決心為和平最大努力」，任何人都不能違反既定的國策。但是，杜月笙有多大的權限能夠代表全體商民，在蠶食鯨吞貪得無厭的日本「經濟考察團」對面作迫不得已的讓步？這就是杜月笙莫大的為難之處。但是，當兒玉謙次一行抵達上海時，周作民、杜月笙等還是熱烈地歡迎了代表團一行，杜月笙正強顏歡笑，滿腹愁悶。日本「經濟考察團」３月４日抵滬，當天接到了南京蔣委員長的請柬，於是，次日便由周、杜等人，陪同他們晉京，參加蔣委員長的招待茶會。在茶會上，蔣委員長說了一通歡迎詞後，強調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杜月笙聽到蔣委員長正告「日本經濟考察團」，義正詞嚴的這句話，讓他感到興奮鼓舞，這時，他冷眼旁觀「日本經濟考察團」眾人，兒玉、籐山等聽了蔣介石的這一句訓斥，頓時臉色大變，彷彿有不勝感慨，敢怒而不敢言，這時，杜月笙感到非常之痛快，從此內心中也就暗暗的有了決定他應設法抵制日本人的經濟侵略。當日本經濟考察團回到了上海，杜月笙便開始採取不合作態度，在各項談判中當仁不讓，據理力爭。除此以外，他還請上海大佬，前任總商會長虞洽卿，趁日本考察團在滬時期，出席日本商工會議所的一次集會，即席發表演說。虞洽老深明杜月笙之意，在演說中滿口都是經濟提攜必須立於平行互惠的立場的論調，日方大失所望。因為中國政府和人民立場堅定，不容動搖，一致表示「政治問題不獲解決，談不上經濟提攜」，日本人經此碰壁，所能採取的途徑只有訴諸武力，於是圖窮匕見，７月７日，發動了震驚世界的蘆溝橋事變。抗戰一揭開序幕，吉星文堅守宛平的消息傳來上海，杜月笙同仇敵愾，奮袂而起。這時，他是中國紅十字會副總會長，上海市地方協會會長，又兼上海市臨時參議會議會長，然而他卻並非中國民黨黨員，因此，上海地方協會秘書長黃炎培，來到杜月笙跟前，建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