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也有人持相反的論調，反駁說「日軍最不容易打交道，「一·二八」那天日本軍方和外交當局分道揚鑣，各行其是，臉上微笑，手下動刀，便是最好的例證。野村中將想找先生居間干旋，準定是不打好主意。」
正當持此論調的人反覆陳詞，侃侃而談的時候，無意之間觸發了靈感，有人猜中了日方的秘密，於是當即有人歡聲大叫「對啦，東洋軍這兩天損失很大，這一定是他們要增援了，在用緩兵之計？」「這，」杜月笙微微地笑，「我起先也曾料到，只不過後來我又在想，東洋人想緩兵，我們自己是不是也需要緩兵呢？還有一層，即使東洋人想緩兵待援，而我們卻用不著緩它，那麼，野村通過李擇一跑來送秋波，這個消息，我們也需要通知吳市長和蔡軍長，要請東洋人吃敗仗，這不正是好機會嗎？」一番分析，說得頭頭是道，入情入理，智囊團諸人深感滿意，而且一致贊成，打消異議，同意杜月笙提出過結論「應該先把初步接觸經過通知官方，請官方指示究將如何處理。」官方接到杜月笙以私人身份所作的報告和說明，他們沒有理由不相信話是從杜月笙嘴裡說出來的，自屬千真萬確，一絲不假，不過這件事情來得突然，而且蹊蹺，他們需要經過長時期的研判和討論，最後官方對此保持極為審慎的態度，絕不介入杜月笙和日方私人間的接觸，以免又中日方的詭計。吳鐵城的答覆是朋友式的忠告「必須謹慎小心，步步為營，自己先立定腳根；需不需要和日本軍方人員會晤，這個問題應該由杜月笙自己決定。」心領神會，杜月笙懂了，他不再請示官方，私下部署會晤日本軍方的事。但是，杜月笙沒有冒然行動，他先到法國總領事館，跟駐滬總領事甘格林接席密談，甘格林慨然答應「一定充分合作。」得了甘格林的承諾，杜月笙不打電話，他派人去把李擇一請來，當面告訴他說「你上次所談的事情，我考慮過了，你的話說得很對，我想不妨一試。只不過有一點，會面的地點可否就在法國總領事館，並且由我去邀約甘格林總領事到場參加？」「這個，」李擇一頓了頓，然後陪著笑臉問「杜先生可不可以告訴敝人，你為什麼要做這樣地安排呢？」杜月笙笑吟吟的反問「是你要問，還是東洋人必須曉得？」「是我在請問，」李擇一忙說「杜先生你不要忘記，我李某也是中國人啊。」打了個哈哈，杜月笙答道「這個道理很簡單，我有我的立場，我的名譽地位必須有所保障。甘格林和我公誼私交都夠得上。他答應過我萬一將來事情弄僵，對於我有不好的影響，甘格林可以挺身而出，代我洗雪。」「但是，」李擇一困惑不解地問「甘格林是法國人呀，他怎麼能夠……」「大概是你忘記了吧，」杜月笙莞爾一笑「甘格林兼任法租界公董局總董。我呢，從９２７年起，承蒙法界各位朋友的錯愛，直到今天，我擔任公董局華董，和華人納稅會會長，已經有５年了。」李擇一這才恍然，杜月笙實在不愧黃金榮交口讚譽他的「聰明絕頂」野村中將想利用他「上海抗敵後援會」負責人的地位，但是杜月笙卻具有多種不同的身份，他和日本軍方代表在法國領事館見面，請甘格林以法租界總董身份參加，那麼，必要的時候，他可以請甘格林出而證明，杜月笙在某月某日某時，確係以法租界華董，華人納稅會長的立場，與日本軍官某人晤談，某日本軍官意圖試探向華方謀取暫時停火的可能。日方並不是向「上海抗敵後援會」常委分子的杜月笙威協恫嚇，面致哀的美敦書，而是在吁求第三國的外交官員（甘格林又是總領事），代為向中國傳達意願。換言之，照杜月笙的安排，野村中將的代表，屆時便算是在請求第三國出面，向華方提出停火要求。李擇一畢竟還是個中國人，他深信日本人情報工作做得再好，也搞不清楚杜月笙的多重身份可以巧妙運用，「拔一根毫毛又變出一個孫悟空來」，他毫不猶豫地去還報野村，同時更下了點「功夫」，說服野村派遣代表赴法國總領事館，會晤杜月笙與甘格林，為暫時停火的可能性初步交換意見。到了約定時間，杜月笙一襲狐裘，兩部包車，滿載保鏢、秘書和自備日文翻譯，準時駛抵法國總領事館，進入甘格林的大辦公室，兩人略一寒暄。不久，李擇一便陪著幾位身著便服、西裝大衣的日本軍官來到，由李擇一負責逐一介紹。談話開始，日軍代表趾高氣揚，板成面孔，一開口便用中國話訓杜月笙「『一·二八』戰爭的爆發，完全是你們的９路軍不遵守撤退命令，因而引起。由此可見，你們是一個沒有組織、沒有紀律的國家！」杜月笙並不是一個心浮氣盛，睚毗必報的人，相反的，他一生最大的長處之一，便是「忍人之所不能忍」，從而才能「相忍為安，任重道遠」，但是，當著甘格林的面，這位日軍代表聲勢洶洶，擺出「嚴詞厲責」的姿態，卻使杜月笙火冒三千丈，他氣湧如山，勃然大怒，他抗聲而答「９路軍該不該撤退，我是老百姓，我不清楚！不過你們的關東軍司令本莊繁，不得你們政府的准許，就下命令炮轟北大營，佔領中國的瀋陽和東三省，倒是各國報紙上都登得有的，日本有這麼亂七八糟的關東軍，難道也算是有組織、有紀律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