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事實都無可辯駁地說明，９２４年初的杜月笙在上海灘的青幫中已是當之無愧的領袖，他在黑社會中的手段和他手中掌握的黑社會的力量使他在整個上海灘的幫會中已變得舉足輕重，如同遍及意大利和美國的黑手黨的黨魁們一樣，他的觸鬚已延伸到和正在延伸到各個領域，他已成為上海灘一個地地道道的黑幫教父。
這個時候，上海灘上流行著這麼一句話「有事，找杜先生去！」９２４年春天，浙江發生水災，在租界裡做寓公的孫寶琦等人不甘寂寞，乘機發起了一個「救助鄉親賑災會」。孫寶琦，字慕翰，浙江人，前清即為顯宦。在北洋軍閥時代，曾歷任駐外公使、總長、國務總理，在上海灘也算是一個名人。但「救助鄉親賑災會」成立後，卻應者了了。孫寶琦聲嘶力竭地搞了一個多月，才收到千把塊錢的捐贈。「救助鄉親賑災會」轟轟烈烈地開場，寒寒傖傖地結束，孫寶琦覺得臉上實在過不去，整天愁眉苦臉，唉聲歎氣。「還是找找杜先生吧。」有人向他獻策。「杜先生？是不是杜月笙？」「正是。杜先生急公好義，如果慕老出馬，多了不說，萬兒八千的，杜先生定然會慷慨解囊的。」「他真會這樣嗎？」孫寶琦將信將疑。「怎麼不能？如今在上海灘，誰有難處都去找杜先生。」於是，孫寶琦準備了每個重２０兩、印度產的「大土」三個，乘車到華格臬路２號的杜公館拜訪。杜月笙看到這位「孫總理」親自來訪，不免一怔。他和他素不相識，此次來訪，意在何為？杜月笙不敢怠慢，馬上命人把孫寶琦熱情地迎進客廳。孫寶琦寒暄一番坐下後，彷彿不在意地請教「照目下的行市，不知印度大土每隻值多少錢？」杜月笙說「目前禁煙甚嚴，大土久已絕跡，沒有行情了。」「哪裡話，我這就有３只。」孫寶琦說著，吩咐跟班立即到汽車裡取來，放在桌上，笑著又說「以前聽說是２００兩銀子一隻，現在算它漲了幾倍，也不過千把元一隻吧。」杜月笙連忙說，「這麼好的東西，大概絕不止千元一隻，怕要２０００塊錢吧。」孫寶琦有些得意，說「聽說杜先生有時喜歡『香』兩口，古人云『寶劍獻於烈士，紅粉贈之佳人』，這就獻給足下吧。」「不敢當，不敢當。」杜月笙連忙說，「讓我照價買下來，送給時疫醫院，救濟病人，為慕老造福罷。」孫寶琦忙說「那麼，就算捐給善會吧！」他連忙取出捐款簿，攤開放在桌上。杜月笙吩咐秘書「寫一萬元，開張支票給慕老。」接過支票後，孫寶琦萬分感激，興沖沖地告辭。誰知上了汽車後，司機卻對他說「孫總理，這３只大土，杜先生已經送回，放在車後座上了。」９２４年春，去找杜先生的人除了達官貴人、社會名流外，還有一些普通老百姓。租界馬路對面的一個弄堂裡，住著一家王姓居民，家中不幸被竊，兩箱子衣服全被偷走了，其中有幾件是祖傳的「傳家之寶」。王姓居民情急之中，也「去找杜先生」。杜先生的名聲，王姓居民當然知道，但是他會不會幫忙姓王的，王姓居民卻覺得實在難說。當他轉彎抹角找到杜月笙時，杜月笙卻微笑著說「讓我想想辦法吧。」第二天清早，姓王的起來準備去買菜，開門一看，一卷紙壓在一塊石頭下。拿起一看，是一沓當票和幾十塊錢。他不明究裡，顧不上去買菜，拿著當票跑到當鋪，結果，他那些被盜走的衣服和傳家寶全在那裡，他用這錢一贖，就把衣服和傳家寶全贖了回來。這時，法租界中，職工大多數是中國人，但他們的工資卻少得可憐。在水電公司的法國籍員工，月薪起碼有２００多塊光洋，而華工卻平均只有２塊。公司雖每次都答應了工人提出的改善待遇的要求，但都從沒有兌現過。９２４年３月中旬，水電公司工人實行總罷工，要求履行增加工資的諾言。法方不但不理會，反在第二天關閉廠門，拒絕工人上工。法商水電工會於是決定實行罷工，並正式提出以每人每月增加工資８元，廢除罰款制度作為復工條件，法商方面拒不接受。淞滬護軍使何豐林幾次邀請勞資雙方進行調解，法方拒不參加，並且態度異常蠻橫。幾天過後，法商方面宣佈，所有罷工的工人一律開除，另外招雇了一批白俄工人和新工人接替工作，雙方矛盾加劇。為了使罷工取得勝利，工會裡的杜月笙徒弟說「我們去找杜先生吧，他一定會使我們取得勝利的。」杜月笙果然爽快，接到工人們的求援信後，立刻吩咐管家「墨林，把這兩萬元錢送到法商工會去，讓他們住。就說我杜月笙說的，不加工資，絕不復工。」萬墨林剛走，法國資本家的代理人、法商水電公司買辦沈叔眉跟著來到，他說「杜先生，這工潮越鬧越大，請你無論如何得設法制止。」杜月笙忙說「沈先生放心，這事我不會不問的。你回去對甘格霖總領事和費沃禮總監說，就說我杜月笙說的，工人工人，就是做工的，不做工，絕對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