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的波希米亞有一個多雪的冬天。
2月2日一大早，我開著車一路打滑象蝸牛一樣在雪地裡慢慢爬到了布拉格機場，——我的朋友黎海民今天要從雅典飛來。
我幾乎一夜未睡。
他昨天從希臘打來電話，告訴了我他乘的航班號碼和到達時間——早上7點25分。我的車子化油器好像不大好，天一冷就不好好著車。按這兩天的溫度，我要是早晨醒來再去著車，肯定走不了。怕誤事兒，我就隔兩三個鐘頭去著一下車，隔兩三個鐘頭去著一下車，哪裡還能睡覺？
黎海民是我少年時代的朋友，我們共同度過了「文革」的悲慘歲月。他年齡已經不小了，大約長我八九歲的樣子——文革前一年就考上大學了嘛。他家本來在北京，他的父親是938年入黨的幹部，大學文化，在當時的幹部隊伍裡可算是鳳毛麟角，因此被一位中央領導人看中，調去做了秘書。不幸得很，那位領導人在50年代黨內殘酷鬥爭中倒了台，從國務院副總理的位子上一個跟頭栽到底兒，文革一開始又鋃鐺入獄。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株連九族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兒，更何況秘書這樣的幕僚了。黎海民的父親被連降六級，發配到我們這個邊疆大省做了一名小幹部。按說日子也安穩，此地民風淳厚，不會冷眼看人。誰知沒幾年就爆發了文化大革命，好人都要脫層皮，更不用說他這種底兒潮的人了。
淒慘和苦難人人都知道，打住。
黎海民於「文革」中間大學畢業，被分配到一個百八十人的農機廠做翻砂工。工人們更是質樸，誰也不歧視這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大家跟他親親熱熱，一家人似的。兩年過去，他竟把廠裡最漂亮的女工娶回了家。要說他太太也真是好人，在那種暗淡的歲月裡誰還能指望他有出頭的一天？廠革委會主任和工會主席都找他太太談過話，指出她的階級立場沒有站穩，告誡她如果一意孤行，她一生的前途就毀了。不僅永遠不可能入黨，而且一遇政治運動就要首當其衝地受到審查。
她不回頭。
她說前途毀了就毀了吧，不能入黨就不入吧。我要是不嫁黎海民，誰還會嫁他呢？他父親是他父親，他是他。他不是壞人。他都笨成那樣了，能是壞人嗎？她愛上黎海民似乎完全出於一種善良的本性，一種憐憫——他什麼也不會幹，什麼也不想幹，除了一個人悄悄哭，就是發呆。她不忍看人痛苦，便去安慰他，講故事給他聽，約他去看革命樣板戲。和他一起跑腔跑調地唱「要學那泰山頂上一青松……啊……」，跟他一塊兒去食堂吃飯——那時吃飯要糧票的，還分粗糧細糧。每個人一個月有三斤細糧，也就是白面，其餘都是粗糧，玉米面、紅薯面、高粱面什麼的。她把細糧都給黎海民吃，自己頓頓吃粗糧。
有一個星期天，她來黎海民的宿舍幫他拆洗被子，見他又在一個人流淚，趕緊過來問他又怎麼啦？沒想到黎海民抓住她的手不放，說你要是真可憐我就嫁給我！她愣了半天，輕輕歎口氣，說好吧。
黎海民的感覺是幸福到頂兒啦，再也不可能有新的幸福了。他清楚得很，他爸爸的問題不同於我們這些人父親的問題，他爸爸是受老首長的牽連，而老首長的案子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御批的鐵案！
除非乾坤倒轉，
除非紅日西升，
除非改朝換代，
他這輩子根本不可能有出頭之日。
能娶這樣一位又漂亮又善良的女工人階級做老婆，還不算幸福到頂兒了嗎？
新婚之夜，黎海民淚流滿面的摟著她說：「這輩子我是沒指望了，如果真有下輩子，我做牛做馬也要報答你！」
太太斥責他：「又哭，又哭，那麼大個男人，淚水比尿還多。」
他們有了一個兒子，過著平淡甚至有些拮据的生活，但黎海民已經非常非常滿意了。
可誰想到真的就天翻地覆了！
97年0月日，平地一聲驚雷！
緊接著，好消息接踵而來，先是批判了兩個凡是，接著又是全國範圍的真理標準大討論。
黎海民的心裡有了一絲希望。
978年，中共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大批歷次政治運動造成的冤假錯案紛紛得到平反昭雪，黎海民父親的老首長再度復出。黎海民歡欣鼓舞，他知道雲消霧散的日子不遠了——用不著老首長說話，老首長的復出就說明父親的問題全部是莫須有。他興高采烈地對太太說：「等著瞧吧，老爺子的問題很快就會得到解決。」
太太倒不覺得有什麼，解決不解決吧，日子不還是照樣過嗎？當然，老爺子的冤案應該得到平反，也讓革委會主任和工會主席看看我階級立場到底站得穩不穩？
沒過多長時間，一份平反決定和一份任職決定幾乎同時宣佈：黎海民的父親徹底平反，就任省委秘書長。
黎海民告別了翻砂車間，來到省廣播電台當了記者。
那時我們這幫紈褲子弟整天無所事事卻又興奮得緊，常常聚會，當時還不懂走私販私倒賣批文拉大旗做虎皮騙錢花，只是痛飲啤酒後趁著三分醉意指點江山，臧否人物，人人都是一付捨我其誰當仁不讓的勁頭兒，狂妄得很——也難怪，憋了十幾年了，不瘋一陣子也收不了心性。
在聚會中屢出驚人之語的當屬黎海民，因為他是記者，加上又有通天的關係，經常有內部消息透露給我們。當時中央正在召開理論務虛會，新觀點不斷提出，他便不斷給我們傳達：
「東方紅不能唱了，這支歌是違背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的。要唱東方紅，就不要唱國際歌。要唱國際歌，就不要唱東方紅。東方紅說毛澤東是人民的大救星，而國際歌說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
「大海航行靠舵手也不能唱了，這支歌顛倒了黨和人民的關係。什麼魚兒離不開水，瓜兒離不開秧，革命群眾離不開共產黨。人民是水，共產黨是魚。」
「為毛澤東建立紀念堂完全是錯誤的，且不說他當年也親筆簽字要求身後火化，他一個人佔這麼大一個建築不光脫離群眾，也脫離了與他幾十年生死與共的戰友們——為什麼不能到八寶山跟戰友們在一起呢？看了人民日報XXX副總理紀念周恩來的文章了嗎？第一句話就是敬愛的周總理生不爭權，死不佔地。說得再清楚不過了。」
對於這些問題我們都深有同感，尤其是對長時期的個人崇拜更是厭惡至極。按道理說我們都是共產黨的世家子弟，文革中曾高唱忠於毛主席忠於黨，黨是我的親爹娘。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現在竟一個個成了標準的持不同政見者。
真是物極必反。
我知道，他的父親比我們的父親多倒了十年霉，而且是毛澤東直接處理的案子，他的怨氣自然要比我們大一些。
可是想想建國後的這些事兒——批電影武訓傳為文字獄開端，俞平伯惹禍，馬寅初遭殃，梁漱溟被禁止說話，胡風入獄，丁玲被難，反右派讓幾十萬人同時閉嘴，連戰功赫赫的彭德懷都以言獲罪。幾億人去打麻雀，幾億人去煉鋼，黨報上充斥著好大喜功的謊言，偉大領袖開始為老百姓吃不了這麼多糧食而發愁，一轉眼就餓死了上千萬人！而那些忠心耿耿維護神權的英雄豪傑呢？
在廬山時羅瑞卿晚上在路邊（！）撒尿，無意中看到了從彭德懷那裡出來的周小舟等人，立即呈上密報折子，反黨集團遂成鐵案。
劉少奇在中央全會上痛斥彭德懷，說他劉某人就是要對毛澤東個人崇拜。
陶鑄寫信給同道，說我們共產黨人對領袖的忠誠應該像舊式女子嫁人一樣，從一而終。
結果怎麼樣呢？羅瑞卿被逼得跳樓摔斷了腿，仍被用大筐抬去鬥爭；劉少奇赤身裸體的慘死在開封，鬍子和頭髮都有一尺長；陶鑄果然做了烈女，在監獄裡寫下『無情白髮催寒暑，蒙垢餘生抑苦酸。病馬也知嘶櫪晚，枯葵更覺怯霜寒』這樣淒惶無奈的詩句後與世長辭。想想這些，真讓人氣短。那時我們都非常關心政治，一本封面上印著「僅供中央領導人和有關部門負責人參閱」的南斯拉夫老共產黨人德熱拉斯在鐵托的獄中寫就的《新階級》，幾乎被我們翻爛。
然而，黎海民很快便把自己的興趣進行了戰略轉移，轉移到各式各樣的女人身上。
那時我們還很正人君子，遠遠不像後來那樣放浪形骸。
我記得那是個五一節，我們一群朋友在餐館裡聚會，黎海民帶來了幾個打扮得很妖嬈的女孩子。我們也並不是沒有和女孩子一起喝過酒，但那僅限於我們同樣出身的姐妹，在我們心中，她們並沒有太多異性的感覺——跟我們穿一樣的皮夾克，一樣的洗得發白的學生藍和國防綠，一樣用大碗喝啤酒。這些女孩子不一樣——她們抹著口紅，她們穿著高跟鞋，上邊穿著顯示出腰肢和胸部的時裝，下邊則是當時最時髦的喇叭褲。而且，每人都是一頭披肩發。在當年的中國，喇叭褲和披肩發甚至比西單民主牆還讓政府覺得離經叛道。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曾經向全世界廣播了中國共產黨北京市委員會的一個通告：不准穿喇叭褲和留披肩發的人進入市委和市政府大門。接著還向全世界廣播了一份什麼青年組織的倡議書，號召全體青年不穿喇叭褲不留披肩發，讓帝修反的和平演變陰謀徹底破產。現在的青年人看了我這段描述可能會以為我是在囈語，但我們確實從這樣的時代走來。可笑的事情遠不止這些，在最得開放空氣之先的廣州市，連文藝晚會歌手是站在麥克風前唱還是把麥克風拿在手中唱都成為嚴重的階級鬥爭。以至於當時的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哭笑不得，說他不明白為什麼站在那兒唱就是無產階級，而把麥克風拿在手裡唱就成了資產階級？最後他裁定想怎麼唱就怎麼唱。
還是說這幾個女孩子吧。黎海民安排她們花插著坐，也就是我們每一個人身邊都坐著一個女孩子。氣氛當然很熱烈，這些女孩子和我們嬌滴滴地說話，會假裝生氣又隨即大笑，會斜著眼睛看你，一付煙視媚行的樣子，會撒嬌，會跺著腳喊「討厭討厭討厭！」而這些，我們的姐妹完全不會。
沒有人再談政治——我們太脆弱了。
當天下午，黎海民同其中一個女孩子做了愛。當他炫耀般把這事兒告訴我們時，我們都大吃一驚：這麼迅速？這麼簡單？這是犯法的呀！
從此，我們都叫他西門大官人。
他得意地接受了這個綽號。
自從父親平反覆職，黎海民便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樂天派，到處都能聽到他那哈哈的笑聲。
我記得有這樣一件事：他的頂頭上司——廣播電台台長的公子不知為什麼成了刑事犯，他便來找我活動看是不是可以不判刑，勞教幾年算了。我老爸當時正分管公安，說話當然是有份量的。他也許早在台長面前誇下海口，說和我家關係如何如何之類。台長眉開眼笑，如釋重負，趕快把這千斤重擔放到了黎海民肩上。
他來跑過幾次，但那時的社會風氣和現在不能比，沒人會為這種事講話，結果台長的公子被判了十年徒刑。有一天我偶然問起他這件事，他說：「判刑了，十年。他媽的台長都不理我了。」然後哈哈大笑不止。
後來好一陣子聽不到他的笑聲了，便打聽，原來他已經借調到北京去了，在中國農民報當編輯。
我那時常到北京亂跑，因為坐火車不用花錢——我們的一位朋友當時在鐵路公安局工作，任務是反修特，實施方式是每週兩次乘車去北京，在北京登上開往莫斯科的國際列車，到了邊境口岸二連浩特再返回來。
就這麼點事兒。
我於是就跟著他往北京窮跑，坐軟臥吃大餐不用考慮錢的事兒。
聽說他調到北京了，我們幾個朋友就決定去北京找他玩兒，一起登上了反修列車。
到了先給他打電話，約他中午出來吃飯。一聽有飯局，還是老朋友專程來北京請他吃飯，樂得哈哈大笑。那時的飯菜真便宜，東風市場二樓餐廳，七八個人胡吃海塞一頓也就十幾不到二十塊錢。吃飽喝足沒地兒去了，黎海民說到我單位喝茶去。大家說好，就一起去。他們那報社就在王府井大街上，十幾分鐘就到了，我記得是一個破院子，和《新觀察》好像在一起。
臨進門兒，黎海民就囑咐我們說話小聲點兒，說是中午大家都在午睡。這我明白，全世界就咱中國人睡眠不足，一到中午就迷忽。黨和政府一看也幹不成別的，就決定順應民意，一律開睡。進去一看果然，大夥兒都在自個兒辦公桌上趴著睡呢，屋裡只有一張行軍床，上面躺了個大肚子胖老頭兒，正咧著嘴一兒聲高一聲兒低的打鼾。黎海民說那是我們社長兼總編。條件兒實在夠簡陋的，跟現在不能比。
黎海民給我們沏上茶，就開始閒扯。他囑咐我們說話小聲兒，自個兒卻忘了，說話比誰都聲兒高。有同事表示抗議了，說大中午的你們不能小點兒聲兒？黎海民倒來勁了，「說什麼呢說什麼呢？也不睜眼看看，我行走江湖時的哥兒們來了，能小聲兒嗎？」
那人再不說話，又趴桌上了。
黎海民是個愛笑愛鬧的人，讓他跟一幫朋友在一起而不笑不鬧，還不如讓他去死。才片刻功夫，他就和我們的執行反修特任務的警察朋友在寬敞的辦公室裡追逐起來。他繞著桌子跑，一邊跑還一邊招他，「來呀！來呀！」我們那朋友到底是警察，幾步就追上了黎海民，雙手往他肋間一抱，他被碰到了癢癢肉，哈哈大笑起來。朋友一看這招兒靈，使足了力氣撓他癢癢。他又蹦又跳，最後一躍而起撲到胖總編肚子上，一邊大笑不止，一邊還四肢亂掙。
我們一齊拍手喝彩。
他因此失掉了在北京工作的機會。
他毫無沮喪，直接從北京去了廣州，在廣東省外貿進出口公司做了個部門小經理。而且不光他去了，太太也調去了，在剛剛建成的白天鵝賓館幹一份閒差。我知道這一定是得了那位領導人的濟，他剛復出時在那裡任過省委書記的。
從他到廣州以後，我們就難得見面了。我也去過幾次廣州，可每次他偏偏都不在。後來聽說他去了希臘，發財了。慢慢的，大家都忙，也就忘了這個人了。
99年春天我回國組織集裝箱，他突然找上門兒來了。多年未見，十分歡喜。問及他父母和太太情況，才知道他父親後來調任天津一所大學任校長，長，先是舉家遷往天津，後來老爸又調商業部任職，全家又遷往北京。如今父親已經去世，母親還十分硬朗，在北京孀居。太太一個人在廣州工作，兒子今年高考，目標是清華大學計算機專業。又瞎扯了一氣，他突然提出要去布拉格發展，希望我能給他發邀請書並做經濟擔保。我說你在希臘好好的，到捷克幹什麼？希臘怎麼說也是老牌資本主義，又是人類文明發祥地之一，難道不比捷克好？
他支支吾吾說不清楚，我也壓根兒沒往心裡去。
幾天以後，我有事匆匆去了北京，在一家賓館住著。黎海民腳跟腳也來了，他家在北京，可天天到我這兒來蹭飯。有時我一大早出去辦事，中午回來得晚，一進大堂，準能看見他在沙發裡坐著。見我進來，歡喜得很，我趕緊招呼他去餐廳吃飯。有時我已經吃過了，怕他一個人吃不好意思，還得再陪他吃點，弄得胃脹不已。
有一天中午沒回來，在外面請人吃飯。晚上回來可真遲了，已經快十點了。我想他一定不在了，也不知午飯和晚飯在哪兒吃的，還挺惦記。
下了TXI正要進賓館，忽然看見黑地兒裡坐著一個人正在哈哈得笑。不用問，肯定沒吃飯，趕緊帶他到賓館旁邊一個小飯館兒吃飯。吃罷飯他抹抹嘴便告辭，說得緊走，家裡那電梯十一點停，他家住十七層。
第二天我正睡懶覺呢，他來了，進門就嚷，說你可真舒服，我昨天緊趕慢趕還是晚了三分鐘，生生爬了十七層樓梯，差點休克。
不久我就回布拉格了，他打過幾次電話，還是要我給他發邀請。我心說你來幹嘛？在布拉格我可沒工夫天天招呼你吃喝。胡亂應付著，沒當回事兒。
可誰想到他從希臘打來電話，馬上就來了。